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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晚餐曾梵志】曾梵志作品《最后的晚餐》含义解读贾延安简历,王华元简历,滑县县 ...

2018-5-17 17:44| 发布者: admin| 查看: 9|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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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最后的晚餐曾梵志,2013年10月5日,中国当代画作《最后的晚餐》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中7000万港元起拍,以1.6亿港元落槌,加上佣金,以1.8亿港币的价格售出,刷新了亚洲当代艺术品交易价格纪录。然而很多人对此大惑不解。“13个戴红领巾的孩子吃西瓜,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为啥值那么多钱”?

【最后的晚餐曾梵志】曾梵志作品《最后的晚餐》含义解读

关于作者——曾梵志

【最后的晚餐曾梵志】曾梵志作品《最后的晚餐》含义解读

1964年生,武汉人。1991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为职业画家。1990年在湖北美术馆举办“曾梵志油画个展”。1993年在香港汉雅轩画廊举办“假面 ? 曾梵志个人油画展”;作品《协和三联画》获“九十年代广州双年展”优秀奖。1994年参加“首届批评家提名展”(中国美术馆)。

【最后的晚餐曾梵志】曾梵志作品《最后的晚餐》含义解读

1995年参加“1979年以来中国前卫艺术展”(巴塞罗纳圣莫尼卡艺术中心)。1996年参加“中国展”(波恩艺术博物馆)。1997年参加“首届当代艺术学术邀请展”(中国美术馆)。1998年举办“曾梵志个展1993-1998”(中央美术学院画廊、香格纳画廊)。作品多为瑞士、德国、香港及国内收藏家收藏。

【最后的晚餐曾梵志】曾梵志作品《最后的晚餐》含义解读

该作品创作于2001年,是曾梵志最具标志性的“面具系列”的晚期作品,该作品创作完成后直接被著名收藏家尤伦斯夫妇收入囊中,为了支持苏富比亚洲40周年特别被拿出参加拍卖。

【最后的晚餐曾梵志】曾梵志作品《最后的晚餐》含义解读

该作品取材于达芬奇的同名作品,展示中国社会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时期的面貌,是当代中国艺术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

【最后的晚餐曾梵志】曾梵志作品《最后的晚餐》含义解读

为什么会有红领巾、三道杠?

作者曾梵志出生于1964年,经历了渴望早日戴上红领巾、然后还能戴上少先队长袖标的小学时代。而由于小时候不讨老师喜欢,曾梵志一直没能入队,与红领巾绝缘。这件事成为了曾梵志的心结,但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灵感。

1995年,曾梵志创作了上图中这幅油画,画中的红领巾、三道杠、军绿挎包、鲜花、蓝天、飞机,正是少先队员昂扬向上的标准写照,但仔细看人物,却给人深深的失落感。这种反差,是曾梵志自己渴望与未得到之间的反差,也是我们每个人成年后的状态与儿时憧憬的反差。

从此曾梵志将红领巾、三道杠作为他画作中的要素之一。

整幅画寓意中国的转型

到了这幅《最后的晚餐》里,红领巾、三道杠象征着转型前的中国。而《最后的晚餐》原作中叛徒犹大那个位置上,被曾梵志安排了一个不戴红领巾、而是打着金黄色领带的人物,曾梵志解释说“金色领带代表金钱,代表西方资本主义。打领带是1980年代才开始在中国普及的。”

根据这些要素,可知整幅画的主题很清楚,就是指中国改革开放、推进市场经济、告别“毛时代”的转型。但作品中似乎还含有很多意味,比如西瓜的瓜瓤,看起来“血肉模糊”,而人物的手上似乎“沾满鲜血”。

多年前曾梵志先生曾在武昌一家艺术机构举办个展,展出作品每张平均售价数万元,最终一张都未成交。“那时武汉的艺术市场相对落后,藏家也少‘气魄’。”如今的价格,跟曾梵志本身近年“身价”看涨,一些买家迅速跟风有关。

曾梵志的代理画廊是美国顶级的高古轩,在选择艺术家之时,画廊会综合考虑艺术家的升值空间、是否走得远、是否有潜力等因素。入选的艺术家全是世界顶级水平的。该画廊的买家几乎都是世界大亨或名流,如沙特王子、英国贵族、全球排得上名的富豪。艺术家和买家均是世界级的,如此高价的艺术品也就不难出现了。

在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价格排行榜里,遍布着红领巾、绿军装、天安门……这些政治符号。曾梵志的“面具”系列、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系列、岳敏君的“大笑人”系列等,均有强烈的政治意味,而这样的作品已经屡创天价。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一号》在2011年拍出6562万港币;岳敏君的《轰轰》在2008年拍出5408万港币。

这样的画真能值天价吗?曾梵志、张晓刚等人的代表作品都是首先被境外收藏家发现和收藏的。这些境外行家敏锐的捕捉到了中国当代绘画艺术在传统模式之外有一股异军突起的力量。

左为《肉联》,右为《违章》

曾梵志在上大学时,没有按部就班的走那种去西藏新疆或者黄土高坡“采风”的路子,而是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兴趣。他看到武汉肉联厂的送货卡车上有冻肉,冻肉上铺了绿色油布,中午好几个工人躺在上面午睡,布盖了一半,有些肉伸出来了,有些人腿也伸出来了。

于是曾梵志画了《肉联》。而在四年后的1996年,另一位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宠儿刘晓东也画了卡车上的工人,这幅名为《违章》的作品在2010年拍出了3640万元。

90年代北漂,在北京这样的陌生人城市中,他看到了人的假面,并以此为主题创作了“面具”系列。在这个系列中,戴着面具的人们表面道貌岸然、嘻嘻哈哈,但是面具下面的人又是孤独和焦虑的。

《最后的晚餐》背后是中国当代写实绘画的发展

这里的写实,是指描写实际的社会生活。这样的一类绘画,实际上是在199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前,艺术创作被限制;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限制少了,但人们面对新气象一头扎进了“激情燃烧”中。只有到了90年代,既减少了控制,也幻灭了激情,一些画家才开始静下来思考现实、描绘现实,摆脱了要么为政治服务、要么完全脱离现实的绘画常态。

曾梵志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他自述,“当时艺术主流是全国美展,作品都是主题性的弘扬,我毫不客气地说那是很虚伪的东西,比方说你住在城里,去农村呆两个星期,回来就画农村一个人放牛什么,它跟你的实质生活完全没关系,是特表面的东西。

你每天经历的生活就在身边,应该表现当时内心的生存状态。特表面的东西,只会从特浅层的方式去理解,比如色彩挺漂亮的、构图挺别致的,或者你画的少数民族服装挺新鲜的,没有意思,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最反对这样的东西”。

1.8亿港币的成交价格作假的可能性较小,因为拍卖公司对成交价作假,将会损失几千万的佣金,而且就算虚高,也不会比实际成交价格高太多。而且这几年,曾梵志的作品拍卖行情不错。曾梵志本身很有实力,同时,拍卖的运作对于高价格的产生更为重要。

至今为止,当代艺术品拍卖最高价的作品,来自曾梵志所作的《最后的晚餐》。对于1.8亿港元这样的天价,让很多人,包括艺术界和学术界的人来说都很不可理解。这幅画的价值在哪?为什么能拍出如此高价?一般来说学术界和评论家对于一幅非常有价值的画作或艺术品,要从几个方面来衡量;如:画家所处的年代,画家要表达的内容,画家表达的内容让观画者能否产生情感变化或是共鸣,以及当时画家的创作高峰等等。

下面我们对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作品从多方面来解读

 曾梵志在当代来说是个高产,名气很大,算是很成功的画家。这幅作品是他创作面具系列时期的最大的一幅,面具系列是其创作中最具吸金的作品,也是其最早进入拍卖行的作品。此幅画面创作于2001年,是将圣经中的人物移花接木地用一些带面具的少年来代替,画面中被切开西瓜的鲜红的瓜瓤给人血与肉的印象,似乎是在向人们诉说着一种无言的恐惧和暴力。

而时值2001年,国内并没有相应的历史性事件与之响应,其只是画家那时期的心理感受和艺术表达。但人们在观看其面具系列作品时,总会感到暴力和血腥的不适感。这也是曾梵志作品所能让人震憾的特点。

对于面具系列的作品,画家有这样一些经历:

为了自己的艺术发展之路。朋友帮他在三里屯找了个月租300元的房子。一个月后,曾梵志提了个箱子就来北京了。

“来北京还是挺孤独的,没有人跟你说话。我的普通话也不好。”异乡生活充斥着孤独感。三个月待下来,认识的还是过去那几个人。他最经常去的就是栗宪庭的家,在老栗家中坐着的他也经常不说话,只是说哎呀,接着叹气。

生活状态和社会境遇悄然“掌控”着曾梵志的创作。1993年初来北京时,他还在继续武汉时期的“医院题材”,“但觉得与我生活没有关系”,于是他开始尝试《面具》系列。

那时曾梵志经常遭居委会盘查:你没有北京户口,在这里做什么?他回答:我在这画画,我亲戚在这。所谓的亲戚,曾梵志说:“那时租房子要管房东叫表姐、表哥。”每当一个人迈步在京城街头,曾梵志觉得,自己就像戴了个面具,跟隐形人一样。

正是这个《面具》系列,让曾梵志在艺术上获得了学术和市场的双重认可。“面具”一度成为曾梵志的艺术标签,经过面具伪装的人物,内心透露的却是孤独、疏远以及冷漠。“大家觉得面具是个符号,与90年代初期的状态有关,给每个人贴个商标就觉得这才是艺术,我的面具系列也是这样被大家贴上一个符号。”

总则最后的晚餐也是面具的深层次的刻画,表达人们的在这充满竞争和相互挤兑的世界里,人人都用一幅假的形象示人,而期间却充满的血腥般的残杀,这种残杀可能算是人性的冷寞或是抢夺。

曾梵志一真是在现实与想象中寻找感觉的画家。其绘画表现手法是德国表现主义的语言,用普通人的眼光来看算是抽象主义了,半现实,然后在强烈的色彩对比中,表达色彩所体现的感觉。

最后再引用一些学术界和艺术界的艺术家对于最后晚餐这幅画价值的肯定或否定言论。

艺术评论家朱其说:“曾梵志的作品没有理由卖到这么高。我认为还是一个地区炒作价格。在台湾也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某一 香港画展《界线的共鸣》(10张)个艺术家的作品被资本疯狂追逐,但跃出这个地区,没有人认可这样的价格。”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曾梵志的天价作品在西方主导的系统之中,与国内的作品没有可比性。而所谓的系统,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圈子。“你进不了这个圈子,你就是外行,有好东西也卖不出好价钱。”

“曾梵志的天价对国内很多人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是西方的定价系统和香港的拍卖系统合作的产物,与国内艺术系统不对应,也可以说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同时对于炒作,可能和事先约定有关:虽然卖了天价,但事实上,在拍卖落锤后交割后,可能还有很多外人不了解的协议方式。比如艺术家还会多送买家几幅作品,等于是买家出了一笔钱买了画家一批画。“但有些天价拍品即便是买一幅送一批,买家最后也不买单。”

对于作品和艺术品,有人觉得值,有人觉得高了。最真实的价格在艺术品市场是没有的,只有买家觉得值不值才是最大的价值,其他的多余的看法都是题外话了。


人气:53原创,卢浮宫计划,曾梵志,当代艺术,artspy艺术眼,香格纳香格纳画廊北京空间非常荣幸的宣布,2015年香格纳北京开年展览-曾梵志个展《卢浮宫计划》将于3月9日隆重开幕,这也是艺术家时隔五年在中国国内的又一次个展,展览持续至3月22日。艺术家曾梵志2014年卢浮宫特展,起源于2011年艺术家与卢浮宫博物馆时任馆长 Henri Loyrette在香港的一次见面,双方对话一拍即合,于是生起展览合作的想法,希望藉展览带动更多关于古典与当代的讨论。艺术家随后为这次展览计划而创作了《从1830年至今》四幅组画,最终精心挑选了《第4号》,展出于馆内专门陈列浪漫主义作品的德侬厅(红厅),与德勒克洛瓦《自由领导人民》及其他浪漫主义名作并列,深刻呈现东方与西方、当代与古典的艺术对话。在卢浮宫展出的只有《第4号》,第1至第3号作品,对外曝光甚少,甚至根本未曾离开艺术家手边,未曾同场展出。香格纳北京筹办此次「曾梵志·卢浮宫计划」将首次把四幅组画同步展出,机会弥足珍贵。

【曾梵志的妻子何丽君】 曾梵志的妻子 曾梵志妻子何丽君

观众能深刻感受艺术家在每一创作阶段不同的情感律动,一路走来的变化与突破,甚至更完整体会他在古典与当代对话以外,关于历史、时间,甚至自由、终极的自由'等其他主题的思考成果。《从1830年至今》第1至第4号都以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人民》为根本,却有不同的增删和变化,代表曾梵志作为一位当代艺术家,面对美术史上经典的不同思考和互动关系。从艺术家学生时代(约1985年前后)第一次看到《自由领导人民》的印刷彩图,直到十年之后的1995年首次游历欧洲,在卢浮宫中亲见原作。曾梵志始终着迷于这幅画作复杂的构图和带有强烈情感氛围的色彩与笔触,尤其是其中的自由女神裸体形象,在曾梵志看来,就是「自由」最形象的表达,呼应了当时他对「创作自由」的自觉追求,这份自由是后来一切创作的根源。《从1830年至今》旨在以一种艺术家真诚剖白内心的方式,引领观众回到艺术家本身创作历程的起点,与他一同感受过去的成长挣扎与思想脉动,了解他对艺术自由的追寻情怀。

【曾梵志的妻子何丽君】 曾梵志的妻子 曾梵志妻子何丽君


上为:曾梵志《兔子》下为:阿尔布雷特·丢勒的《野兔》

去年11月,艺术家曾梵志个展在伦敦高古轩画廊开幕,画展中一幅新作《兔子》引起业界关注。有人称,该新作挪用了丢勒创作的兔子形象。

曾梵志新作《兔子》被指抄袭外国艺术家作品(图)

当时网络上照片一出,有网友提出曾梵志作品中兔子的图像来自丢勒作品(如图)的问题,个人认为丢勒兔子的意义对艺术家而言仅仅只是一种造型的辅助手段,是对文化的隐性挪用,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图像挪用。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刻意消化和回避了图像的客体感,呈现了艺术家的主观情感及油画的整体审美表达。我就喜欢这只大兔子!

曾梵志新作《兔子》被指抄袭外国艺术家作品(图)

一部分网友认为这种挪用无伤大雅。眠琴山房:“我也喜欢这只貌似在思考人生的大兔子,哦,不对,是思考兔生。”玲珑小语:“挪用不是问题啊!达利不也用蒙娜丽莎了?!”杨军zfj-gallery:“挪用也是一种创作手法,重要的是挪用的的结果。”专专316:“重新演绎前人作品也是创作方式。”

曾梵志新作《兔子》被指抄袭外国艺术家作品(图)

但另一部分网友认为此种做法不可取。谭少茗:“之前的豹,现在的兔子,都是Copy,真敢画的!”番薯王小元:“把抄说的这么堂而皇之,水平啊!人才啊!”yadaco:“那某名县的KFB婆婆应该也是对KFC伯伯的隐性致敬了。”kissquiet:“抄了就是抄了,没什么好说的。”

曾梵志新作《兔子》被指抄袭外国艺术家作品(图)

曾梵志在位于北京的工作室接受记者专访时称:“这是我以自己的方式向大师致敬。”

曾梵志新作亮相伦敦高古轩画廊,本次部分展出的画作灵感源自阿尔布雷特·丢勒的素描。曾梵志一反传统的东西美学,以粗画笔涂上厚厚的颜料,重新演绎丢勒细致复杂的画面和精准纤细的笔触,呼应中国的传统水墨画。在曾梵志看来,艺术并不被东西方限制,也不以当代和传统而界。“艺术是一个开放的命题,创作是一个自由的状态,我们不需要对此有苛刻的定义。”

曾梵志新作《兔子》被指抄袭外国艺术家作品(图)

新作《兔子》里的兔毛虽然笔触粗犷,轮廓却非常细致。首先,4m×4m的巨幅尺寸是不足盈尺的原稿颠覆。其次,画面前景凸显着曾梵志的“乱笔”风格。曾梵志解释道:“我在创作的时候是用两支笔同时工作。”说着,曾梵志拿出两支铅笔演示。以使用筷子的方式,食指和中指之间的笔作为主导的方式“创作”,而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的另一支笔却在创作的过程中随之“破坏”,从而造成了画面中看似凌乱实则有序的笔触。

曾梵志新作《兔子》被指抄袭外国艺术家作品(图)

曾梵志的每一笔都是偶然的组合,他认为的创作乐趣如同“乱笔”的形式一一在未知中探索。曾梵志说:“我反对‘胸有成竹’,如果一切都已构思,就不需要去实施,反而在不确定中找到答案,这样每一张作品才有惊喜带给自己。”但是曾梵志称,这样的创作方式很容易把画面画坏,因此他偷偷告诉记者:“好多被我毁掉的作品都藏在工作室,连自己都不好意思去看。”

曾梵志新作《兔子》被指抄袭外国艺术家作品(图)

笔者认为,去年曾梵志的《豹》被指抄袭摄影作品风波后,新作《兔子》又被指抄袭,现在是艺术全球化,艺术都有共同性的,只要有自己的特点就不失为一种艺术。到底是骡子是马,市场能给出正确答案。

曾梵志新作《兔子》被指抄袭外国艺术家作品(图)


在5月28日的香港佳士得【亚洲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晚间拍卖会上,压轴的慈善拍卖——著名中国当代艺术家曾梵志先生的杰作《豹》,经过一轮激烈的竞投,最终由一位中国企业家赵志军先生成功以3600万港元(约合463万美元)的高价收槌。佳士得免除了此次慈善拍卖的所有佣金,拍卖收益将全数捐赠环境保护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赵先生表示这件作品将安排于其北京的私人博物馆内收藏。

著名艺术家曾梵志作品《豹》拍出3600万港元

担任该慈善拍卖的拍卖官的佳士得亚洲区总裁高逸龙(François Curiel)先生表示:“拍卖以400万港元开始,已见逾十只手高举竞拍,随后价钱亦很快被竞拍者推至2000万港元;最后阶段是两位收藏家的互相竞争,最终由中国企业家赵志军先生以3600万港元所拿下。艺术让国际知名中国当代艺术家曾梵志先生、欧洲的弗朗索瓦‧皮诺基金会(François Pinault Foundation)、中国的上海外滩美术馆及佳士得走在一起,并携手举办这次的曾梵志的艺术展览及慈善拍卖,一起向全球观众推广中国艺术并支持环保公益行为。”

著名艺术家曾梵志作品《豹》拍出3600万港元

赵志军先生表示:“梵志的义举让人感动,我也希望跟梵志一样,以自己的方式为自然保护尽一份力。”

此作是曾梵志先生之《界线的共鸣》(BEING)艺术展览中的其中一件作品。该免费展览由“弗朗索瓦‧皮诺基金会”(François Pinault Foundation)赞助,佳士得及上海外滩美术馆携手协办,聚焦该艺术家一直以来所关注的主题及其近期《风景系列》作品——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此展览于5月27日至30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著名艺术家曾梵志作品《豹》拍出3600万港元


[摘要]有人说,曾梵志的天价,会让中国当代艺术热起来。朱其却说,中国当代艺术现在没有热,今后十年也不会热了。

图片源自网络

曾梵志背后:个人成就与时代的艺术误区

曾梵志算什么?

对于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朱其说,杰出艺术家的作品可以成就高价。但要满足一些必要条件。

首先,画家的作品是否得到了学术界的共同认可?如果艺术史都评价一个人的作品成为了一个时期的代表作,即便他本人不是顶尖的艺术家,至少也能够获得艺术史评价对其作品价格的支撑。

曾梵志背后:个人成就与时代的艺术误区

第二,画家的作品价格是否公允?不能是只有一场拍卖会上你出现个天价,你所有的作品就都能水涨船高。在国外,一个画家的身价,取决于10家~ 20家世界上顶尖的艺术基金会给出的平均报价。比如一个画家可能卖过一幅1亿元的画作,但5年来只有这一幅达到过1亿元,其他的作品都在2000万元左 右,那么1亿元的那幅作品带有偶发性,不能算作能够代表你作品的真实的价格。

曾梵志背后:个人成就与时代的艺术误区

当然,即便是毕加索这样伟大的画家,他的作品价格也存在差距,那些具有历史代表性、得到过艺术品评价的作品,价格一定高于他的小品画。但市场对其作品的平均价位是有预期的。

曾梵志背后:个人成就与时代的艺术误区

“曾梵志的作品没有理由卖到这么高。我认为还是一个地区炒作价格。在台湾也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某一个艺术家的作品被资本疯狂追逐,但跃出这个地区,没有人认可这样的价格。”

曾梵志背后:个人成就与时代的艺术误区

第三,一件拍品的落锤价是不是真正的交割价?事实上,在拍卖落锤后交割后,可能还有很多外人不了解的协议方式。比如艺术家还会多送买家几幅作品,等于是买家出了一笔钱买了画家一批画。“但有些天价拍品即便是买一幅送一批,买家最后也不买单。”

曾梵志背后:个人成就与时代的艺术误区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曾梵志的天价作品在西方主导的系统之中,与国内的作品没有可比性。而所谓的系统,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圈子。“你进不了这个圈子,你就是外行,有好东西也卖不出好价钱。”

曾梵志背后:个人成就与时代的艺术误区

“曾梵志的天价对国内很多人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是西方的定价系统和香港的拍卖系统合作的产物,与国内艺术系统不对应,也可以说没有任何指导意义。”陈少峰表示。

曾梵志背后:个人成就与时代的艺术误区

另一种“声讨”

谈到曾梵志,就不能不谈最近另一个热点话题。2013年11月4日,郭庆祥代表大连万达通过电话委托,成功在纽约佳士得买到一件毕加索精品《两个小孩》。消 息传出,引起国内一片哗然,支持的,质疑的,冷嘲热讽的,各种声音都有。有媒体的文章更说他们是“土豪烧钱”,“高价买回一件连专业人士都闻所未闻的作 品,实在是当了‘冤大头’”。

曾梵志背后:个人成就与时代的艺术误区

为此,郭庆祥公开表达了他对于毕加索这幅作品的欣赏,更直陈“万达这次大买毕加索,只是撕开了国内艺术品投资者走向国际市场的表皮而已,早晚的事”。而能引发人们思考的,还有他对于目前国内艺术品市场的看法。

曾梵志背后:个人成就与时代的艺术误区

“大连万达涉足艺术品收藏二十多年,与中国艺术市场共同成长。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间目睹这一市场的风风雨雨、起起伏伏,深知今天的繁荣来之不易。但作 为一个清醒的艺术品收藏者,我深感最近五六年来市场‘井喷’下的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简单说来,是资本利益集团置艺术的本质于不顾,将它视同期货股票等套 利工具,内外勾结、国际联手,轮流坐庄、自卖自买。反正为了钱,花样百出,机关算尽。”郭庆祥甚至毫无避讳地提到,中国式的“当代艺术”也罢,古代字画也 罢,瓷器工艺品也罢,均被嗜血的资本大鳄们看做赚钱的筹码,招摇鼓噪,哄抬价格,市场的赌博气氛蔓延嚣张。“一张张大千,一张曾梵志,一张‘石渠宝笈’, 或者一个皇帝图章,拍卖个一亿两亿人民币已经不在话下。但如果真正掂量掂量它们的艺术含金量,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价格已经严重偏离价值,这个泡沫早晚要 破。”

中国没有当代艺术?

有人说,曾梵志的天价,会让中国当代艺术热起来。朱其却说,中国当代艺术现在没有热,今后十年也不会热了。“艺术市场是不受报纸的影响,如果全国的报纸今 天都报道股市要涨,可能明天股市在人气作用下就真的会上涨。在艺术品市场,买东西的始终是那一小批人,他们不受媒体影响,媒体说市场会火,到下半年可能还 是没人气。”

虽然已经“得罪”了不少人,但朱其还在强调,严格说来,那些明星艺术家也不能算作是当代艺术家。因为他们用的艺术表现语言,还停留在“二战”以前,比如表 现主义,或者上世纪50、60年代的波普艺术,那些都不能算做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应该以多媒体为载体,而且基本上不包括绘画。

“现在很多人说自己是当代艺术家,当我没有见到一个画家贡献了一种新的艺术语言。只有贡献了一种新的语言模式,才能说你的作品是当代艺术。我们现在只能是 当代题材绘画。在我国,那些所谓的当代艺术家,大部分是名不副实的。在国外也是这样,弗洛伊德绘画也很不错,但没有人说他是当代艺术家。一些作品可以说是 后现代绘画,但后现代绘画也不能成为当代艺术。”

在朱其看来,曾梵志使用的是德国表现主义的语言,严格讲不算当代艺术。“我们这十年来有一个误解,就是把一批惯于使用上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绘画语言的 画家,称之为当代艺术家代表。这是不对的。但也有人反驳说他反应了当代生活,但表现手法上你还是用了早已有之的语言,因为艺术史首先是语言史。”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深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职责。加强政府法制工作,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任务?记者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

马怀德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把法治引入政绩考核体系——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

加快行政领域立法

记者:立法是法治的基础。建设法治政府,需要完备的行政立法。您认为应该怎样完善我国的行政法律体系?

马怀德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把法治引入政绩考核体系——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

马怀德:完善行政法律体系,目标任务是建设一个有限有为、诚信负责、高效便民的法治政府。为此,必须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并在完成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后,尽快将行政组织和编制法制化。通过制定行政组织法和编制法约束行政权力,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防止部门权限重迭冲突,减少机构编制设置的随意性,构建起全面依法行政的制度基础。

马怀德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把法治引入政绩考核体系——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

同时,将制定行政程序法、制定政务公开法、修改立法法等摆在议事日程,作为完善我国行政法律体系的着力点。

建立法治指标考核体系

马怀德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把法治引入政绩考核体系——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

记者:法治的实质是良法之治,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如何解决行政执法中存在的执法不严格、不规范、不文明甚至乱执法等问题?

马怀德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把法治引入政绩考核体系——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

马怀德:当前,公权力主体的法治观念和水平有待提高,相当一部分行政执法机关处于被动应付法治要求的状态,尚未形成主动推行法治的客观环境和制度保障,法律的实施很多时候靠媒体的曝光、领导的批示。

马怀德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把法治引入政绩考核体系——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

法治是一个国家政治进步、制度文明的标志,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生产力”。没有法治指标的政绩考核标准是残缺不全的,也难以真正发挥政府绩效评价的作用。要以树立全新的政绩观为突破口,把法治引入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从而激发起各级政府推动法治的热情,使法治的推行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各级官员的理性选择。

马怀德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把法治引入政绩考核体系——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

重新定位信访制度的功能

记者: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化解矛盾纠纷脱离法治轨道,陷入行政方式解决的误区,出现“信访不信法”“信权不信法”等现象。如何走出这一困境?

马怀德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把法治引入政绩考核体系——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

马怀德:通过行政方式解决的纠纷缺乏稳定性和长期性,纠纷会无休止地拖下去,既不能真正解决纠纷,又增加了社会成本。如果过度地依赖行政方式,必然会导致行政方式解决纠纷的数量增加,司法解决纠纷的能力弱化。为此,必须重新认识信访功能,严格限制信访范围,使信访回归到下情上达、了解信息、转交信件的最初定位。

马怀德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把法治引入政绩考核体系——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

限制信访在案件实体处理方面的功能,将各类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剥离至司法救济渠道。建立起信访与复议、诉讼、申诉等法定纠纷解决渠道的衔接机制。

马怀德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把法治引入政绩考核体系——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


原标题:实现国家安全法治化——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法,这是坚持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安全法治化,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举措。7月1日,记者就国家安全法相关内容专访了起草人之一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

实现国家安全法治化——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

记者:此次通过的国家安全法与1993年的国家安全法有何不同?

马怀德:此次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其他重大利益,统领国家安全各领域工作的基本法律,是一部广义的国家安全法。而1993年的国家安全法是一部狭义的国家安全法,主要规定了国家安全机关履行职责,特别是反间谍职责。

实现国家安全法治化——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

与1993年的国家安全法相比,此次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明确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和任务,规定了国家安全的基本制度,覆盖了国家安全各领域的工作,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国家安全基本法。它不仅建立起了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而且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国家安全工作的相关制度,明确了国家机关、公民和组织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权利和义务。

实现国家安全法治化——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

该法涵盖政治安全、主权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领域,是一部集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于一体的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法律。

实现国家安全法治化——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

1993年的国家安全法已被2014年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反间谍法取代。

记者: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我国一些法律法规中已有规定,为什么这次在国家安全法中还要重提?

实现国家安全法治化——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

马怀德: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基于国家安全对外商投资、特定物项和技术出口、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等依法进行审查的制度,是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的重要举措,很多国家都建立了非常严格和完备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实现国家安全法治化——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

我国在对外贸易法、核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中规定了相关制度。如对外贸易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家基于下列原因,可以限制或者禁止有关货物、技术的进口或者出口:(一)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共道德,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对与裂变、聚变物质或者衍生此类物质的物质有关的货物、技术进出口,以及与武器、弹药或者其他军用物资有关的进出口,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维护国家安全。

实现国家安全法治化——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

在战时或者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国家在货物、技术进出口方面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

为适应对外开放和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进一步发挥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作用,国家安全法再次对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作出明确规定。这就意味着,作为国家安全的基本法律,应当重申相关法律法规中已经规定了的国家安全基本制度,体现法律的基本属性。

实现国家安全法治化——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

同时,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并不是新规定,不会影响我国的对外开放,更不是人为设置市场壁垒和准入门槛。实行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一定意义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如我国核出口管制条例就明确国家对核出口实行严格管制,履行所承担的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义务。

实现国家安全法治化——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

记者:如何理解国家安全法的原则性和可操作性?

马怀德:国家安全法是国家安全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也是统筹引领国家安全领域立法工作的综合性法律,涵盖了国家安全各个领域的内容。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一章,规定了政治安全、国民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粮食安全、核安全等各个领域安全的主要任务,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和立法的原则性。

实现国家安全法治化——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

国家安全制度一章,规定了最重要的情报信息、风险预防、评估和预警、审查监管、危机管控等制度。

这些都是解决带有普遍性突出问题的任务和制度,原则性比较强。下一步,还需以国家安全法为基础,制定相关领域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和其他配套制度,落实国家安全法各项要求,增强其可操作性,形成原则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针对性和有效性兼备的国家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的网络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法律。


3月22日下午,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马怀德教授受聘为华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聘任仪式在法学院模拟法庭举行,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郭杰、法学院院长崔卓兰、法学院党委书记江乐忠等参加了聘任仪式。

马怀德律师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到华南师范大学讲学

仪式上,郭杰为马怀德颁发了客座教授聘书,介绍了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基本情况和发展状况。马怀德表示将认真履行好客座教授的职责,积极推动两校之间的交流合作。

马怀德律师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到华南师范大学讲学

随后,马怀德应邀作题为《行政法的新挑战与新任务》的学术讲座。讲座中,马怀德阐释了依法行政的基本要义、行政法的主要功能作用,回顾了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历程和主要成就。对于当前我国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困难和挑战,马怀德认为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社会矛盾激增、社会急剧转型、社会心理失衡、新媒体迅速发展等。

马怀德律师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到华南师范大学讲学

就未来推动依法行政的主要任务,马怀德提出要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方面进行努力和完善。报告逻辑严密、内容丰富、见解深刻,博得了在场师生的热烈掌声。

马怀德律师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到华南师范大学讲学

马怀德,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北京市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兼任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直接参与《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工作。

马怀德律师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到华南师范大学讲学

系人事部等七部委"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获得第四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奖"等奖励,享受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

马怀德律师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到华南师范大学讲学


第一,加强党对反腐败的统一领导,建立一个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制。目前,我们国家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较多。在政府内部有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预防腐败部门。在政府外部有人大监督、司法监督。人民检察院还有反贪污、反渎职、预防职务犯罪的专门力量。

马怀德王柱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4大重点内容 听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讲公开课

这些重要的反腐败职能分散在多个机关中,多头负责,资源分散,难以形成高效的反腐败力量。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目的就是要整合这些反腐败资源,建立起一个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

马怀德王柱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4大重点内容 听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讲公开课

这个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一个标志性的载体就是国家监察委员会。所以监察委员会是在保留原有的行政监察部门和预防腐败职能的基础上,整合承接了检察院的反贪、反渎、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构建起了一个独立和集中行使监督权、调查权、处置权的国家统一的反腐败机构。这个机构同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所以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统一反腐败机构。

马怀德王柱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4大重点内容 听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讲公开课

第二,实现监察的全覆盖。这个全覆盖就是要覆盖到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比如我们高校的教师、医院的医生。一般的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的一些工作人员,实际意义上也在行使一部分公权力,就像公立高校、公立医院的从业者,行使的职能、履行的职责也涉及公务,是广义上的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所以这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就是要把所有的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全部纳入监察的对象范围,实行监察的全覆盖。

马怀德王柱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4大重点内容 听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讲公开课

第三,要建立监察委员会和司法机关的衔接机制。因为我们设立监察委员会之后,就把检察院的反贪污贿赂、反渎职和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以及机构、人员,转隶到国家监察委员会。这样监察委员会就享有了监督权、调查权、处置权。为了确保国家监察机关发挥反腐败的功能,应当赋予监察机关一系列的监察手段。比如说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和留置。

马怀德王柱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4大重点内容 听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讲公开课


6月30日下午, 中国政法大学 副校长马怀德拜会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亲切会见,陪同会见的还有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欧洲处杨金成处长、规划处曹叠峰处长、欧洲处秦其伦等。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许兰、孔子学院办公室主任李丹丹等陪同马怀德副校长拜访。

马怀德就任校长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拜会国家汉办主任许琳

马怀德首先感谢许琳的会见和国家汉办对学校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随后详细汇报了学校现有3所孔子学院的发展情况,以及学校在孔子学院管理工作中的创新举措,最后,提出了学校在孔子学院管理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新建孔子学院的愿望。

马怀德就任校长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拜会国家汉办主任许琳

许琳肯定了学校现有3所孔子学院的良好发展和学校的管理创新,并表示将大力支持学校的创新举措,支持新建孔子学院的想法,同时也希望学校尽快培养和发展汉语教师师资,保证汉语教师的足额派出。

马怀德就任校长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拜会国家汉办主任许琳

许琳还希望学校多推荐能用英文讲授法学课的教师,由国家汉办选拔后派往国外讲授中国法。


2月24日上午, 中国政法大学 副校长马怀德应邀赴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参加孔子学院发展务虚会。国家汉办党委书记、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国家汉办副主任马箭飞、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国家汉办副主任静炜、夏建辉,以及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李宇明、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宫辉力等来自北京地区十所高校及北京市教委等单位负责人出席会议。

马怀德虚伪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参加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发展务虚会

马箭飞首先传达了中央领导关于孔子学院的重要指示精神,介绍了孔子学院发展有关情况,随后,参会各单位负责人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孔子学院工作发言。

马怀德虚伪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参加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发展务虚会

马怀德在会上简要介绍了 中国政法大学 孔子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情况,并提出加强特色孔子学院建设、加强孔子学院发展制度保障、加强舆情监测和风险评估、增加中国法律专题巡讲等建议。

马怀德虚伪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参加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发展务虚会

马怀德还在会议期间与国家汉办领导进行了深入交流,汉办领导希望 中国政法大学 能够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考虑建立孔子学院法律保障基地,协助国家汉办做好孔子学院发展的法律法规保障工作,并将选派 中国政法大学 教师赴海外孔子学院进行中国法律巡讲。

马怀德虚伪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参加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发展务虚会

中国政法大学 孔子学院办公室主任李丹丹陪同出席会议。(通讯员:陈睿)


12月6日下午, 中国政法大学 调研、督查研究生招生工作会议在 中国政法大学 学院路校区召开。由副校长马怀德带队、纪委监察处、研究生院等相关负责人共同组成的调研、督查组前往法学院调研督查研究生招生工作。法学院副院长焦洪昌及各研究所、研工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由研究生院院长李曙光主持。

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副校长调研法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

会上,焦洪昌首先介绍了学院近期研究生招生的相关安排,按照学校要求,学院成立了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研究生招生工作从命题、考试、阅卷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安排与部署,确保法学院的研究生招生工作顺利进行。

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副校长调研法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

法学院研招办主任陈维厚汇报了法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概况。他说,近年来我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平稳有序,招生质量稳步提升。第一,学院重视研究生招生工作,成立了博士与硕士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统筹招生工作;第二,招生工作始终坚持提高招生质量这一根本原则,秉持公平公正、公开透明、择优录取的招生原则;第三,学院研究生招生类别多,招生工作繁重,须更重视招生工作的规范化与精细化;第四,学院不断加大招生宣传力度并创新招生方式,近年来研究生招生质量稳步提升;第五,在严格执行学校招生制度的基础上,学院完善、细化了相关招生制度,为学院招生质量提供了制度支撑。

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副校长调研法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

李曙光通报了法学院研究生招生相关数据,对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表示充分肯定,并通过比较招生的报录比、生源结构等,对学院招生情况进行分析。他指出了我院目前招生存在需要加强的问题,对相关招生工作提出建议和要求。

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副校长调研法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

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处处长范分社从招生纪律方面对法学院招生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学院对于研究生招生工作要继续保持高度重视,坚持上报制度,明确评分标准。同时要严守保密制度,严格按照招生工作的制度与规范开展工作,确保研究生招生工作万无一失。

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副校长调研法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

马怀德做总结讲话。他肯定了法学院招生工作的成绩,并从命题环节、试题安全、阅卷质量、复试流程以及录取调剂等方面对研究生招生工作进行部署。他要求法学院以及各学科要继续高度重视招生工作,严格按照标准与程序开展工作,做好风险防范,保证录取工作的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确保2017年研究生招生工作顺利有序开展。(通讯员:朱江 周琳珊 米莉)

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副校长调研法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


(法治中国·“大家”说法)建设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关键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访谈

新华网北京10月14日电(记者张羽、程子龙、李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当前党和政府工作的一项重大战略,就依法治国与法治政府建设的关系,新华社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

马怀德法治政府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建设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关键

记者:法治政府的内涵是什么?

马怀德:法治政府就是政府在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法治原则,严格依法行政,政府的各项权力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国务院2004年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也确立了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我认为,法治政府的标准是有限有为、透明公开、权责一致、便民高效。政府行使决策、执行、监督等各项权力均应符合这一标准。

马怀德法治政府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建设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关键

记者:法治政府建设迫切需要推进的是什么?

马怀德:从法治政府建设十年的过程看,领导干部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强,法律实施的激励机制不健全,对违法行政问责不足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问题。因此,要在提高全民法治意识的同时,重点增强领导干部的法治观念,要探索“法治GDP”的评价指标,建立健全法治评价体系和考核标准,对违法行政实施严厉问责,把“会不会依法办事、能不能依法办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依据,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确立明确的法治导向。

马怀德法治政府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建设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关键

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应该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继续做好普法学法用法守法工作,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常识。创新方式,重点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把庭审搬到高级领导干部的课堂上,让领导干部通过旁听案件,甚至是参与应诉,亲自审理行政复议案件,提高他们依法行政的水平和能力。

马怀德法治政府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建设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关键

记者:国务院推行的简政放权对建立法治政府有什么样的意义?

马怀德:法治政府的建设还要加强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尤其是对重要的权力。所以,要在现有的简政放权、下放和取消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上,大力推行权力清单制,削减行政权力,激发市场的活力和发展的动力,切实划清政府和市场、社会、企业之间的关系。

马怀德法治政府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建设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关键

削减行政权力,特别是把含金量高的行政审批许可权、收费权、决策权逐步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行政权力的运行受到严格的规范和制约,让人民群众和舆论有效监督,接受司法的监督,这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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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法治政府在依法治国方略中是什么地位?

马怀德:依法治国强调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其中执法是关键。国家的法律法规都需要各级政府来实施,与群众关系最密切的也是各级政府,政府的决策与执法活动是否合法、是否适当,不仅关系人民福祉和社会稳定,也关系依法治国方略能否落实。因此,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如果能够紧紧抓住这个关键,在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滥用方面有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将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产生重大作用。

马怀德法治政府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建设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关键


《纲要》对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法治政府建设下一步该如何发展?如何增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动力?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兼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马怀德教授。

马怀德法制政府建设 马怀德:法治政府建设不是政府一家的事

经过十余年的法治探索,中国法治政府建设迎来了新的契机。2015年12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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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央首次以"法治政府"名义作出的专门文件,被视为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件大事。

根据《纲要》内容,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目标是,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到2020年基本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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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对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法治政府建设下一步该如何发展?如何增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动力?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兼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马怀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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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政府建设的

目标更加明确

记者:《纲要》的发布,被视为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又一个里程碑。您觉得与以往的类似文件相比,《纲要》的不同之处是什么?有何新意?

马怀德法制政府建设 马怀德:法治政府建设不是政府一家的事

马怀德:此前的版本是2004年出台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两者相比,此次《纲要》出台的背景、提出的指导思想和建设目标,以及衡量标准、任务措施均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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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吸收并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些新理念、新认识、新目标。十八大提出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三中、四中全会又提出一系列具体举措。在这些新要求下,法治政府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为凸显。《纲要》的出台,正是为了落实这些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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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看,《纲要》对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了,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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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可以看到,《纲要》明确了法治政府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政府职能依法全面履行,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完备,行政决策科学民主合法,宪法法律严格公正实施,行政权力规范透明运行,人民权益切实有效保障,依法行政能力普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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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纲要》提出了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些具体的任务措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转变职能、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管理,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立法中的立改废释并举,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等都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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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意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新要求。

记者:此次《纲要》发布的背景是什么?在我国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中具有什么意义?

马怀德:2004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首次提出,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之一。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对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可见,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印发了这次《纲要》,是为了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有效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

记者:既然明确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纲要》实施对实现这个目标有何意义?

马怀德:法治政府建设已经进行了10多年,无论是制度建设、法律法规的实施,以及依法行政观念、能力的提升方面,都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制度还不完备,虽然有了依法行政的制度体系,但有些领域的制度还不完善;法律的执行、实施也还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短板;政府在预防、化解和处置社会矛盾方面,还没有非常成熟的制度体系,也没有很丰富的经验;依法行政的观念不强,意识不强,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的能力不强。

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在下一步解决,而解决每个问题,都需要具体的制度安排。

这次《纲要》就是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时间表、路线图。要把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的这些问题,在五年之内逐一得以解决,最终实现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

理清权力边界是

下一步重要任务

记者:在《纲要》设定目标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一些阻碍因素。您觉得当前法治政府建设存在哪些问题?该如何加快法治政府建设?

马怀德:我觉得现在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几点:一是公权力不受规范,一把手滥权、法外用权,以言代法压法废法的现象仍十分严重;二是权力行使不透明,暗箱操作、利益交换、特权腐败现象严重;三是权力行使的方式依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靠人治建立起来的权力运行体系十分牢固,难以突破;四是多数法律法规仍得不到有效实施,在具体实践中沦为"一纸空文"。

说到底,从现实看,我们还远远没有把权力关进法律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当前法治中国建设的要害之所在。如何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关键有三:

一是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要有厉行法治的政治自觉和行动力。任何权力规范和约束都应该也只能是自上而下进行。领导干部要有厉行法治的政治自觉和行动力,崇尚法治、敬畏法律、自我限权、带头守法。

二是重点规范约束公权力,将其纳入法治轨道。特别要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对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加以更加严格的硬约束。

三是普遍提高公务人员的法律素养和法治观念。针对全社会法治观念不强、公务人员法律意识淡薄的现状,应尽早确立以法治为重要指标体系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即"法治GDP"。

记者:对于法治政府建设来说,理清政府的权力边界具有重要意义。《纲要》在这方面是如何推动的?

马怀德:十八大以后提出大力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这些清单管理制度能有效约束政府权力,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但这项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标准不统一,尺度不统一,各地落实的情况不同。

这一制度在《纲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不仅如此,还提出要进行动态管理。这就意味着权力清单不只是清理、公布而已。一些违法的、不当的或者老百姓有意见的,需要调整或取消,进一步完善和解决。

创新法治政府考核体系

记者:法治政府建设需要调动各级政府及官员的积极性。您觉得该如何解决法治建设的动力问题?

马怀德:法律得不到很好实施,关键在于没有把法律的实施和法治建设的成效看作是政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不会因为有人法律实施得好得到褒奖、提拔、重用,也不会因为有人没有很好地实施法律,而被追究责任。

所以,四中全会关于法律的实施与保障方面,有一个突破性的创新举措,明确提出要把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要把法治建设作为地方党政负责人的第一责任。这一举措对于保证法律有效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如何将法治建设成效纳入到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法治建设成效可以从立法、法律的执行与实施、解决纠纷矛盾、全社会守法四个方面界定,必须将评价结果运用于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和奖惩工作中,且运用评价结果的主责部门,不是各个党委政府的考核办、绩效办,而是组织人事部门,尤其是组织部门。同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我们拿出反腐败的决心,拿出推行八项规定的勇气。

将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是重视法治的重要抓手,应该在这方面多做文章。只有下大力气解决法治建设的动力问题,才能够切实地推进法治建设进程。如果能够用好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这个指挥棒的话,相信我国的法律实施问题一定能够解决。

记者:要确保实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首先要保证《纲要》能够得到积极的贯彻落实。您觉得该如何确保《纲要》能够落实?

马怀德:关于组织保障和落实机制,《纲要》强调了几点,比如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强化考核评价和督促检查,加强理论研究、典型示范和宣传引导等,这些落实保障机制都能够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发挥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法治政府建设不是政府一家的事,全党全社会都要参与。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马怀德老师 马怀德教授:让老百姓满意的法治政府是什么样的

对老百姓而言,这份《纲要》意味着什么?它将在未来五年带来哪些切实改变?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

马怀德老师 马怀德教授:让老百姓满意的法治政府是什么样的

《纲要》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中国青年报:让老百姓满意的法治政府应该是什么样的?《纲要》强调的目标是否能满足这一期待?

马怀德老师 马怀德教授:让老百姓满意的法治政府是什么样的

马怀德:老百姓的第一个期待,是对政府职能和权限要有所要求,比如政府的职能设置要科学,政府享有的权力和责任要法定,用立法的方式明确政府的职能和权责范围。老百姓希望的政府不是万能政府,也不是全能政府,更不是没有权力边界的政府,而是一个依法行政的政府,所有活动都应该纳入法治轨道。

马怀德老师 马怀德教授:让老百姓满意的法治政府是什么样的

第二个期待是希望政府在实施执行法律时,能够严格、规范、文明、公开、公正。老百姓希望看到一个透明的、规范的政府权力运行过程,能够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老百姓。

马怀德老师 马怀德教授:让老百姓满意的法治政府是什么样的

第三个期待是廉洁。政府现在反腐败,目的是为了规范政府的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如果政府不廉洁,百姓一定会不满意,并会质疑它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反腐败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已形成了不敢腐的局面,下一步是形成不能腐、不想腐的局面。

马怀德老师 马怀德教授:让老百姓满意的法治政府是什么样的

此外,老百姓还希望政府是一个高效率的政府。政府如果不作为、慢作为,不履行政府职责,特别是不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职能,老百姓自然就会对政府有质疑。

马怀德老师 马怀德教授:让老百姓满意的法治政府是什么样的

同时,老百姓还强调政府必须是守法诚信的政府,不能出尔反尔,变来变去。只有政府讲诚信,社会才能讲诚信。

对法治政府的定义,是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这次《纲要》再次进行了重申。应该说,这是和老百姓的期待相契合的。

马怀德老师 马怀德教授:让老百姓满意的法治政府是什么样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纲要》还明确了法治政府的衡量标准,使抽象的目标更具体。《纲要》提出七大标准,即“政府职能依法全面履行,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完备,行政决策科学民主合法,宪法法律严格公正实施,行政权力规范透明运行,人民权益切实有效保障,依法行政能力普遍提高”。这些标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法治政府的剖析和量化,老百姓可以用这个标准去判断法治政府是否建成。

马怀德老师 马怀德教授:让老百姓满意的法治政府是什么样的

中国青年报:党的十八大把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确立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此时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有何意义?

马怀德老师 马怀德教授:让老百姓满意的法治政府是什么样的

马怀德:2004年,国务院曾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在这份纲要中,首次提出了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之一。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对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因此,为了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也为了切实有效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印发了这次《纲要》。

《纲要》的亮点非常多,目标更加明确,衡量标准更加具体,基本原则也比较清晰,具体的任务和措施也更接地气。

中国青年报:与2004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相比,此次《纲要》有何不同?

马怀德:一是背景不同。目前,法治政府建设已经进行了10多年,总结出了一些经验,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所以,此次《纲要》是从建设法治政府这一目标导向出发,从现在法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出发,来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二是重视程度发生很大变化。2004年的纲要,实际上是一个政府系统内部的纲要。但此次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印发,体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也体现了中央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在《纲要》的保障措施里,明确提出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做第一责任人,要把法治政府建设摆在工作全局的重要位置。

实际上是说,法治政府建设不光是政府部门的事,它涉及全局,涉及党的建设,涉及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以要摆在这样的高度去认识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意义。

三是此次《纲要》吸收并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些新理念、新认识、新目标。十八大提出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三中、四中全会又提出一系列具体举措。在这些新要求下,法治政府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为凸显。此次《纲要》的出台,正是为了落实这些新要求。同时,它也将十八大以来的重大改革举措和新的理念,上升提炼成具体的制度,并提出了相应要求。

四是保障措施更加明确。法治政府建设既是目标,同时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难就难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目标很正确、很重要,但如何推进实现这一目标,缺乏有效的路径。这次《纲要》明确了法治政府建设各个方面的任务、措施,特别是最后的组织保障和落实机制上,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当把法治政府建设纳入到领导班子的考核评价体系后,就会对领导班子有硬约束。

中国青年报:为实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纲要》将发挥什么作用?

马怀德:法治政府建设已经进行了10多年,无论是制度建设、法律法规的实施,以及依法行政观念、能力的提升方面,都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制度还不完备,虽然有了依法行政的制度体系,但有些领域的制度还不完善。

二是法律的执行、实施也还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短板。有的领域有了法律法规,有了制度,但是落实不好,实施不到位,老百姓感受不到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效。这说明光喊口号是不行的,得落实,而落实要有相应的机制保障。问责不到位,激励也不够,导致“有法律无法治”,所以形成不了法治状态。

三是政府在预防、化解和处置社会矛盾方面,还没有非常成熟的制度体系,也没有很丰富的经验。有些社会矛盾依然处于“人治”的解决过程中,这是无法长久持续进行的。一个社会有矛盾不可怕,可怕的是预防、解决矛盾的途径和渠道缺乏制度化的安排。比如信访不信法,就是缺乏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的结果。

四是依法行政的观念不强,意识不强,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的能力不强。此外,还有执法存在不规范、不严密等问题。

解决每个问题,都需要具体的制度安排。这次《纲要》就是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时间表、路线图。要把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的这些问题,在五年之内逐一得以解决,最终实现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

一系列具体举措为创业创新提供宽松、自由环境

中国青年报: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提出以来,创业创新成为当下社会发展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纲要》提出的措施将对其产生什么影响?

马怀德:十八大以后,国务院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转变职能,这次在《纲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内容,不再是笼统的讲,而是提出了具体的制度。

例如,提出全面清理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对老百姓的影响非常大。过去,我们讲“磨破嘴、跑断腿、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以后,在审批许可这类涉及市场主体和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政府职能履行方面,有了更加明确的标准和更加严格的要求。

再比如,最大程度减少对生产经营活动的许可,最大限度缩小投资项目审批、核准的范围,最大幅度减少对各类机构及其活动的认定。这可以大大方便市场主体的投资、生产、经营的自由,可以方便老百姓社会活动的自由。

应该说,一系列举措,就是要提供一个宽松、自由的创新创业环境。

中国青年报:“办证难”一直深受百姓诟病,此次《纲要》中有哪些具体措施意在解决这一难题?会给百姓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马怀德:相关的措施非常多,比如《纲要》规定取消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资质资格准入许可,研究建立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管理制度。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实施更方便有效的行政审批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等。这些都会让“证明我妈是我妈”的情况大幅减少。

从老百姓的实际体验来看,政府还是有不少审批许可事项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政府明放暗不放、明放暗增的情况还存在,或者放的都是些含金量低的许可。这就是为什么清理的数量多,但老百姓感受不深的原因。

此次《纲要》提出了大量具体举措,也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在现有的审批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力度。给老百姓提供最大的方便。

中国青年报:在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方面,《纲要》还提出要大力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并实行动态管理。这对减轻企业和公民负担有何意义?

马怀德:十八大以后提出大力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这些清单管理制度在《纲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它能有效约束政府权力,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但这项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标准不统一,尺度不统一,各地落实的情况不同。现在提出要进行动态管理,就表明权力清单不是清理完了、公布了就算完事了。老百姓对哪些有意见,哪些确实是违法的、不当的,要及时加以调整和取消,进一步完善和解决。

中国青年报:《纲要》提出要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样做有何意义?

马怀德:这就要求政府出台的所有改革举措都要依法进行,取得法律的授权。一些改革举措要上升为法律、法规、规章。用法治的方式来引领推动和保障改革。

过去,改革和法治有一种不协调关系,改革强调创新,强调突破现有的制度羁绊。但法治强调稳定性、长期性。

如果过度强调改革,忽略法治的稳定性,就会导致改革跑到法治前面,导致改革突破法律的规定,甚至违反法律的规定。这就会让改革的正当性、合法性受到质疑。

如果一味强调法律的稳定性、长期性,无视改革的需要,也会导致立法拖改革的后腿,束缚改革的创新动力,影响改革的积极性。所以要协调好这两者的关系,一方面,立法要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另一方面,改革要做到于法有据。

法治政府建设不是政府一家的事,全党全社会都要参与

中国青年报:如何解决“红头文件”的问题?

马怀德:“红头文件”一直是政府管理过程中的难点。政府发的文件太多,各级政府在发,一些部门和机构也在发。很多“红头文件”都是设定了公民的义务,限制、剥夺了公民的权利,使得法律被虚置,甚至被架空。“红头文件”成了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角色,这不符合法治原则和精神。

如何减少“红头文件”,很多地方有尝试和探索。这次《纲要》也要求,完善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落实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制度,实行制定机关对规范性文件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印发制度。此外还要求不得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等。这些都是解决“红头文件”过多过滥、损害老百姓权益问题的重要举措。

中国青年报:如何避免“拍脑袋”决策的出现?

马怀德:现在,拍脑袋决策、拍胸脯执行、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决策确实还时有发生。决策过程中,盲目决策、专断性决策、不听取民意的决策、不规范的决策时隐时现。所以,为了规范决策,需要建立健全依法决策的机制。

十八大以后提出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要求,建立行政决策的终身责任追究制和倒查机制,这些都在《纲要》中得到体现。

比如,要增强公众参与的实效,提高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的质量,要加强合法性审查,坚持集体讨论决定,还要严格决策的责任追究,用这些方式来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应该说,避免“拍脑袋”决策的出现,最终还是要依靠法治化的方式来实现。

中国青年报:执法人员不作为、乱作为是当下老百姓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根据《纲要》,将从哪些方面对执法行为进行完善?

马怀德:目前在执法过程中,确实还存在很多执法不严格、不规范、不文明、不公正的现象,比如选择性执法、牟利性执法、暴力执法、不文明执法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这次《纲要》提出要继续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比如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创新行政执法方式,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健全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制度,加强行政执法保障,这些都是为了解决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解决的思路,比如说有减少层级,向下充实。此外还有实施大部门制,进行整合。现在多头执法的问题比较严重,未来要实现多部门综合执法,既有利于提高效率,又能防止权力滥用。同时还要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特别是辅助人员,确保执法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

中国青年报:权力离不开监督,否则就会“任性”。在这方面,建设法治政府应该做到哪些?

马怀德:应该说,目前监督体系已经越来越完善。行政执法、行政活动既要接受党内监督,又要接受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还要接受社会监督等。

监督体系中,比较有效的是社会监督、舆论监督。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老百姓对知情权需求的日益高涨,社会监督的作用在不断提升,这两方面的监督效果会越来越好。

此外,还要继续强调信息公开。过去的公开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选择性公开,公开过程中半遮半掩等。现在提出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要实现各方面的公开。这是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措施。

第三个重要形式是要强调纠错问责。目前,这方面我们还没有相关法律,以后应加强这方面的建设,加大问责的力度,处理失职渎职行为。

中国青年报: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和敏感问题的多发期。《纲要》提出要全面形成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该如何让机制发挥作用,保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不受到损害?

马怀德:事实上,我们目前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渠道有很多,比如行政复议、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等。但是,这些机制目前发挥作用所占的比重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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