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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光南被联想开除】柳传志和倪光南事件黄奇帆的父亲,吴新雄简历,滝沢乃南种子,林奇 ...

2018-5-17 18:17|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3| 评论: 0

摘要: 摘要: 核心内容:倪光南被联想开除,9月2日,联想集团大股东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对首都媒体宣布,解聘前联想集团总工程师倪光南。本周,此事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倪光南在互联网上向柳传志公开道歉。9月6日,倪光南突然通过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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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倪光南被联想开除,9月2日,联想集团大股东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对首都媒体宣布,解聘前联想集团总工程师倪光南。本周,此事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倪光南在互联网上向柳传志公开道歉。

【倪光南被联想开除】柳传志和倪光南事件

9月6日,倪光南突然通过互联网,恳请联想董事会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其中提到:“我在担任公司总工的十年半时间里共做了两件大事:

【倪光南被联想开除】柳传志和倪光南事件

一、继承在中科院计算所的十年技术积累,主持开发了联想汉卡,于1988年获得国家技术进步一等奖,它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使公司在1989年底从计算所公司改名为联想集团;二、运用在中科院计算所研制8位微机的经验,主持开发了联想系列微机,公司从1989年起在国际市场上推出微机主板和扩展卡……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

【倪光南被联想开除】柳传志和倪光南事件

9月7日,倪光南再次向互联网发出言辞恳切的“自我批评”。声明:“这次解聘事件促使我深刻反思,觉得自己负有重大的责任。”“我认为经中央批准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应作为统一分歧的基础,其主要结论是:‘联合调查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均系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

【倪光南被联想开除】柳传志和倪光南事件

调查中没有发现个人(包括港方人员)违法违纪问题。贷款给港方负债持股是基于当时客观条件和北京联想取得控股地位的需要,目前,港方已还清全部贷款和利息。’这样,我将遵循这个报告不再上告。”

【倪光南被联想开除】柳传志和倪光南事件

“我愿在此:一、向柳传志同志公开道歉,因为当我把负债持股作为‘流失’看待时,实际上就错误地理解了他的动机。二、从此停止上告,请有关部门对因调查造成的经济损失做出评估,我愿为所有提过意见的同志们承担赔偿。三、院领导有无可能将1995年6月对我所作的结论稍作调整,例如从‘诬告’调整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之类。”

针对倪光南的“自我批评”,联想集团新闻发言人发表如下看法:“联想集团对倪光南先生的积极态度表示欢迎,以前的矛盾既有个人原因,也有体制上的原因。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国家面临知识经济的时代,正是用人之际,联想集团希望和倪光南先生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向前看,共同努力,为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这位发言人指出,联想集团并未收到倪的正式书面材料,他们也是从互联网上获得相关信息的。联想当初并没有什么应对此事的“腹案”,他们从网上获得这些信息时相当惊诧。据悉,联想集团最高权力机构执委会的柳传志、曾茂朝、李勤现在都出差在外,而年轻的副总裁们出来评价此事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被问及联想是否会收回成命时,这位发言人断然表示,公司董事会的决定是不容更改的。她同时表示,倪光南不能获得联想股份也是董事会决定,在新闻发布会上已作出说明,这也是不可更改的。(吕 彤。为了“负债持股”问题倪光南告状不止

倪光南告状,一告4年,主要是围绕“贷款给港方负债持股”的问题。

联想集团的前身计算所公司成立不久,就把触角延伸到香港。因为搞高科技,信息比技术更重要。1985年,由中科院计算所、香港导远公司、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各出资30万港元,三方各占33.3%的股份。

第一年经营下来,香港联想赚了1000万港元。这时候,香港联想的三股东之一的技术转让公司领导层发生变化,不看好联想的发展,拒绝增资,这样多出来30%的股份,约3000万港元。问题的症结就在这3000万元上。

按道理,技术转让公司退出的30%股份另外两家股东应该各得15%,但导远公司拿不出这么多钱。这时香港联想从香港银行已经借了几亿港币,为了多兑一些股份,北京联想又从中国银行借款3000万美元投入香港联想。由于钱是联想借的,所以多占了10%的股份,北京联想的股份上升到53.3%,导远占到43.3%。

倪光南认为,借港商552万港元使其负债持股,是让港商赚了大便宜。对此说法,柳传志表现得相当气愤,他认为倪光南完全不懂得经营,瞎算账迷惑人。

科学家与企业家的争执该由谁掌管企业

倪光南否认自己告状与技术是否要主导联想有关,“我是总工他是总裁,我当然要听他的,而且钱在他手里,不批钱研究没法开展。”而曾、柳、李3人都认为,倪光南提出的,其实是一个体制问题,就是在高科技企业中,到底应该是企业家主导还是科学家主导。

据已经退休的联想老员工回忆,当初柳总、李总这些人,对倪总是非常尊重的,可以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但是也因此犯了一些错误,联想6型汉卡,已经从‘硬汉字’转变到了‘软汉字’,但倪光南是搞硬件出身,他不同意搞软汉字技术,柳传志那时不分清是非,就支持倪光南把软汉字枪毙了。结果堵住了联想发展软汉字的路子,最终毁了联想汉卡。所以我那时就说倪光南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企业界,联想是以团队精神和斯巴达方阵著称的,所有进入联想的员工都必须进行“入模子”教育。但柳传志觉得这还不够,必须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为此联想集团今年初决定引进国际先进的ERP管理系统。这是90年代兴起的一种基于“供应链”的管理思想,能够对企业实行动态控制和各种资源的集成与优化。柳传志认为,人比起制度来,还是制度更牢靠。(吕彤、徐滢)


也有人认为,倪光南太书生意气,太固执、太自私,历史不可能回到1995年再按照倪光南的意愿重新走过,而柳传志今天的联想似乎比1995年能够想象的还要辉煌。对于一位知名的科学家,倪光南偏不服这一口气。做得好,一步登天;做不好,打入地狱!

【倪光南与柳传志的恩怨】倪光南的人品

2004年12月8日凌晨,在联想大厦三楼圆形会议室里,柳传志语重心长地对80多位高层管理人员叮嘱道。几个小时后,联想集团在北京五洲大酒店抛出爆炸性新闻:用12.5亿美金收购IBM的PC业务。

【倪光南与柳传志的恩怨】倪光南的人品

各种质疑随即汹涌而至。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近几年来联想的发展之所以裹步不前,关键是因为缺乏核心技术的支撑,这导致了它今天的这场豪赌!而经济学家左大培的《联想的路走错了》一文,在网络上更是广为流传。他用近2万字的篇幅企图论证:从最初的技工贸,到后来的贸工技,联想走上了一条错误的路。

【倪光南与柳传志的恩怨】倪光南的人品

离开联想快10年了,前总工倪光南在做什么?他是如何看待这一切的?为什么联想要进行这次惊天并购?倪光南认为联想有这个需要,因为它这几年的发展停滞了。他评价道:这个代价太高了!IBM早就想把PC业务卖掉,因为它一直不挣钱,而且技术含量也不高。

【倪光南与柳传志的恩怨】倪光南的人品

IBM找到了一个好买家,卖给其他人可能卖不了多少钱。IBM很聪明,在出卖PC业务之前,它把深圳的工厂给改组了,把利润和技术含量都比较高的服务器拿了出来,拿来和长城公司合作做,而且IBM绝对控股。

【倪光南与柳传志的恩怨】倪光南的人品

倪光南认为,自己在当年已经为联想找到了未来之路:1994年左右,我们进入通讯领域时,品牌、资金和技术等各方面条件比华为优越多了。第二台程控交换机卖出去后,就把开发费用赚回来了。但因为我下台了,联想就不支持了。

眼前这位文质彬彬的院士,至今仍心有不甘:我一个人的下台倒罢了,但和我关系密切的一大批科技人员,也因受到压力纷纷离去。像程控交换机、芯片等一些重要的科技项目终止了,技工贸的方向改变了,不要技术了。

在中关村,一直流传着三个企业家找到三个科学家,成就三个知名企业的经典故事:柳传志找到倪光南,开发出了联想式汉卡,成就了联想公司;张玉峰找到王选,开发出了方正激光照排系统,成就了方正公司;万润南找到了王辑志,开发出了四通打字机,成就了四通公司。而在今天,倪光南和王辑志早已出局,王选在历经逼宫事件之后,也已经淡出了。中关村变成了商人街,已经没有科学家的位置了。

但在当时,这种选择似乎无可避免。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在谈到当年的柳倪之争时这样说到: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远远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

有人痛心疾首,认为当年的这种短视行为,是中国高科技企业最终滑向代工厂商的根本原因。阿果在《不能失去联想》一文中为这些总工们大鸣不平:联想过于神化了柳传志们的运作,而不公正地贬低了倪光南们的奉献。他追问:支持柳传志们昨天运作的,有倪光南们前天积淀下来的技术成果;支持柳传志们今天运作的,有倪光南们昨天到联想后重新开发出来的技术;支持杨元庆们明天运作的,又是什么呢?

但历史具有不可逆性。柳传志领导的联想就摆在大家眼前,我们却难以想象倪光南领导下的联想,到底会是怎样一番风景?看不到企业家倪光南,但我们能看到科学家倪光南。采访原定在翠宫饭店的大厅内,但为了了解倪光南现在的工作环境,提出改在他办公室里进行。

见面时还是闹了点误会:比预定时间提前20分钟,倪光南就打来电话,说已经到了。待我们来到中科院计算所5楼的办公室时,却不见倪光南的踪影。一通电话,才知道他正在翠宫饭店的大厅内等候。10分钟之后,倪光南打着车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一边握手一边道歉:对不起,我弄错了!

话题从倪光南的交通工具谈起。要不是刚才赶时间,我就从翠宫走过来了。平时出去办点事,我都是骑着那辆自行车。所里也有小车,但我一般不去要,留给那些年纪更大一些的同志用吧,毕竟我今年才65岁。

他很坦然地谈起和柳传志掰了之后的一件趣事:1996年左右,那时老柳还住在中关村东小区。我住5楼,他住4楼。有时我正好碰见他从楼里面走出来,他也从不和我打招呼,就一头钻进自己的奔驰里。我无所谓,推着单车慢慢地走过去,但透过小车的反光玻璃,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后来他就搬往别墅去了,把房子给了他司机住。

从联想回到计算所后在做什么?倪光南推荐大家去看中国博客网站上的个人主页,如《政府采购正版软件不能变成政府采购外国软件》、《Linux等开放源码技术软件业革命的导火索》等数十篇文章,正是他近几年的所思所想。

而在采访当天,倪光南的工作安排如下:早上七点多就起来,但没有时间锻炼,而是匆匆赶往计算所,为一位专程起来的企业家提供建立电子工程方面的咨询。中午一起去外面吃饭,接着讨论该项话题。下午参加讨论关于政府采购软件方面的会议。晚上回家吃饭,再回到单位接受采访。深夜10点与记者辞别,然后步行回家

倪光南最爱听的是德沃夏克《来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他至今仍然记得当时老师为这首曲配的词:黄金的年华虚度过,才知道从前铸成大错。萧萧两鬓白徒唤奈何,瘦影已婆娑徒唤奈何?雄心壮志早消磨,斜阳景已不多。深悔蹉跎,深悔蹉跎。

当年曾觉得这首词的情调太消极,现在年纪大了,才感觉到其中的深意,才觉得许多事情没有做得更好我本来是可以为国家、为他人做出更多的贡献的。坐在十几平米的办公室内,倪光南怅然感慨。因为10年前的那段恩怨,倪光南不得不存活在各种文本之中。

每一段历史,总要让某些人来肩负责任,以便于让另外一些人轻装前行。2000年初,刘韧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算是为那场长达数年的柳倪之争暂时划上了句号。但让倪光南至今郁闷的是,在文章中自己似乎变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刘韧在文章结尾的一句话耐人寻味:抱歉,不能写出一篇让倪总满意的文章。

让人疑惑不解的是,在有些人眼里固执已见的倪光南,为什么在联想公开解聘他之后的1999年9月6日,会通过Internet发出一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的求饶信?倪光南解释:作为一个科技人员,我属于弱势群体,他们控制舆论对我进行声讨,当时我的压力很大。经过***的人都很清楚,首先要学会保全自己。有问题是迟早会清楚的,但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想先把这事放一放。

在提到孙宏斌入狱事件时,倪光南甚至为自己庆幸:我在公司里面并没有太多的权,我从来不批财务条,报销不是我自己签,都是别人签的,这样对我来讲反而也有好处。你最多把我开除、把股份拿掉了事,要不然就很难说得清。

在2004年的岁末,一些不同的声音又开始涌现。在另外一次采访时,经济学家左大培为倪光南大声叫冤:联想股份制改革产生了一批亿万富翁、富婆,但作为对联想创业贡献仅次于柳传志的倪光南,为什么一分钱都没有分到?

几乎在所有人的眼里,倪光南总是那么谦和有礼,甚至有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中国工程院的大院士,竟然像小学生一样站起来***。但在他心中,却一直有一个结、也有一个永远的痛。倪光南表示,成不成为富翁自己不在乎,但作为科技人员,我一生追求的就是实事求是,我希望让历史回复到本来的面目。

20年之前,在1984年深秋的一个夜晚,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不知刚创办一个月的计算机公司何去何从?第二天清晨,三人模仿三国孔明、周瑜、鲁肃,在手心的纸条上写上各自思考的应对之策。三张纸条同时打开,分别是倪光南!倪光南!倪光南!

而在20年之后的这个冬夜,在结束采访之后,他拿出一本新书,在扉页上工整地写下:倪光南,2004年12月20日,然后送给了记者。这本书厚达353页,作者是前***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育琨,书名叫:《失去联想》。


11月14日,在中关村计算所一间办公室,70岁的倪光南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专访。11月16日,联想集团前身、计算所公司首任总经理王树和也对记者表示,一些书里的联想创业史很片面,我们过去集体创业的历史,现在都变成一个人打天下的历史了。

倪光南重提旧事 不是柳传志一人打天下

倪光南们要说什么?到底是不是事实呢?

在联想集团网站上,有这样一段文字:1984年,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带领10名中国计算机科技人员前瞻性地认识到了PC必将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怀揣着20万元人民币(约合2.5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以及将研发成果转化为成功产品的坚定决心,这11名科研人员在北京一处租来的传达室中开始创业。

公司董事长和首任总经理都不是柳传志,他怎么一个人创办了公司呢?倪光南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

公开资料显示,倪光南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计算机领域最具贡献的科学家之一,1984年他受邀成为联想集团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以下简称计算所公司)总工程师。

1994年起,倪光南被解除了总工程师的职务,1999年被解聘。虽然离开了联想,但倪光南一直在关注联想的发展和创业史。

倪光南给记者提供了联想及其前身成立以来的宣传册的扫描件。其中,1988年的手册上有公司领导人的照片,依次是:董事长曾茂朝、前任总经理王树和、总经理柳传志、总工倪光南等。

对此,王树和表示,历史是不能演绎的,天下也不是一个人打出来的一些书里的联想创业史很片面,我们过去集体创业的历史,现在都变成一个人打天下的历史了。

我们当时不像书里写的那样,不是某某人毅然决然地抛掉了金饭碗,跳到了商海里边,打拼了一个新天地。2009年11月16日,在中关村计算所附近的一间会议室里,王树和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

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中关村改革风云纪事》一书中,有一篇作者署名为柳传志的文章 《联想初创时期的回忆》,文中有一段曾茂朝对柳传志说的话:将来科学院的研究所到底怎么搞,现在很难看清。你们就作为所里埋伏的一支精兵吧,到了关键的时候就要发挥作用

记者未能向当事人求证此话的真实性,不过王树和说,这段话也是演绎的,计算所公司的成立是在当时国家科研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计算所被划为技术型研究所,科研经费面临削减,是我们为寻求出路做的一个努力。

在创办计算所公司前,王树和是计算所科技处副处长,对计算所的科研成果比较了解。当时(1984年)计算机是一个新兴产业,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的计算机公司像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著名的有四通、信通、科海、京海等公司,他们给计算所的科研人员比较优厚的待遇,对计算所的科研人员构成了一定的吸引力。我们成立这个公司,一方面是要弥补科研经费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留住我们的科研人员。

王树和说,计算所给了20万元的开办费,所里的房子随便用,所有人还在领计算所的工资。这样,计算所公司就在一间小平房里诞生了。

上述《回忆》里还有这样一段话:当时的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和我有一次谈话,我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但对200万元究竟是多大,则完全没有经验。王树和说,当时见周光召是他带着柳传志去见的,而不是柳传志一个人去。

公司成立后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如何生存。王树和说:当时有的人要卖旱冰鞋,有的人要做收音机,有的人要卖电子表,还有的人要做计算器,货都已经进了。

王树和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大约在混乱的状态下运行了一个多月,他感觉不能再这样下去,便对所有人说:我们是计算所的公司,就应当卖计算机。从此才正式确定计算所公司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

柳传志和王树和十八相送的故事很让人难忘。

王树和说,创业初期,他和柳传志、张祖祥等人整天都在办公室加班,我离家太远,中午饭我在张祖祥家吃,晚饭去柳传志家吃,有一次晚上去柳传志家吃饭了以后,他送我回家,我们就这样送来送去,讨论公司的发展问题,觉得倪光南的汉卡不错。

许多媒体在描述他们三人去请倪光南之前在手心不约而同地写上倪字的情节,王树和说,实际上没有这个情节,可能是最初的作者《三国演义》看多了,借用了诸葛亮和鲁肃用火攻曹操的情节和典故。

在联想集团的网站上,汉卡的研制日期为1987年。而在1986年印制的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科学技术成果汇编》(1979年到1985年)小册子中,注明LX-80联想式汉卡的研制时间是1983年8月~1984年5月,是联想成立之前。主要科技人员是倪光南、竺乃刚、秦梅芳等人,倪光南的名字排在最前面。

王树和说:汉卡最早是竺乃刚在负责,倪光南只是其中的一名参与者,不过他们的贡献,不好说谁比谁更大。竺乃刚出国以后,汉卡主要就由倪光南做,当时已经授权给另外一家公司生产,计算所公司成立后,我带着柳传志邀请倪光南来做总工程师,后期的汉卡才主要由我们来做。

王树和介绍,中科院要给下属研究院所配备500台微机的愿望,给计算所公司带来了第一桶金。

在众多的公开资料中,联想的第一桶金被这样描述,20名员工肩扛手提,将2000个包装箱像蚂蚁搬家一样挪到三层楼上我们借来的大型机的机房中,赚了70万元。但倪光南说:这是不客观的,我们当时每台计算机赚了1400多元,是一个大学毕业生25个月的工资,光靠搬机箱、流大汗怎么可能赚到这么多钱?

当时的计算机都是从国外进口,操作系统全部都是英文的,市面上也有几种汉卡,但都不稳定,我们负责这批计算机的验收、组装、培训,还装上了倪光南的汉卡,一下子就赚了70万元。王树和说。


万润南谈薄熙来可能的结局

(自由亚洲电台) 关于薄熙来的结局,网上什么样的传说都有,包括他将复出。中国著名政治异议人士万润南认为:薄熙来将被以“从事非组织活动”的罪名论处,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

万润南政治野心 柳传志谈万润南  禹作敏  牟其中  史玉柱  金燕静


万润南接受记者采访,谈到中共中央对薄熙来处理的三种可能:一是以刑事案处理,二是按路线斗争处理。万润南认为,按路线斗争来处理,会引起激烈争论,他说;“因为很多人对重庆那套做法还是称赞的,以为重庆模式就是将来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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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大量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重庆至少是一种探索。跟重庆模式对立的是广东模式,是汪洋搞的。像乌坎村,民主选举,通过跟老百姓实际是一种让步、宽容,来解决问题。这都是一种探索,而且从广义上来讲,应当容许有不同办法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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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种办法,就是以薄熙来“从事非组织活动”来处理。万润南说:“如果回到路线斗争这种提法,就变成了回到文革,就是只许一种做法,只能有一派的声音;光说是刑事案件,不服众。所以我觉得,最后,共产党处理这个问题比较稳妥的办法,可能定案在‘非组织活动’上。据说能够得到常委大多数支持也是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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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薄熙来结局的另一种说法是,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并没有结束,甚至刚刚开始,他将成为左派的一面旗帜。万润南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说:“我认为发生这种局面的可能性极小。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结束了。再以他为旗帜作为号召,作为精神领袖,在他的旗帜下左派集结起来,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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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薄熙来受到的支持。万润南说:“太子没有党。不能够因为他们的出身,就认为他们是一样的。怎么可能一样呢?比如说胡德平、习近平、薄熙来这三个人:当年,薄熙来的老子把胡德平的老子整下台,习近平的老子习仲勋拍案而起,仗义执言。他们的老子是这样三个人物,他们的儿子怎么可能尿到一个壶里去呢?据说在里头站在薄熙来一边的也是少数。”


万润南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在北京中关村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四通公司,并担任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因参与89民运、支持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镇压后流亡海外,目前居住在美国旧金山湾区。



万润南认为,虽然薄熙来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但左派在中国仍将长期存在。他说:“有人讲的很好,中国不能没有左派。一个社会本来就有左、中、右。薄熙来倒了,不等于中国的左派思潮,就此消灭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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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991年中关村遭遇的最为严厉的打击,并非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而是来自道德和法律。 在这次打击中倒下去的是金燕静。 她在一次走私行动中被当场查获,因此获罪,她所领导的信通公司也一蹶不振。 在中关村早期的创业史上,如果说1989年的段永基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页,那么1991年的金燕静就是最沉重的篇章,叫人扼腕叹息。

使人难以理解的是,金燕静似乎比那些打败她的海关关员、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更不易被人遗忘。

这位中关村的早期开拓者和女中豪杰成为阶下囚的那个场面,直到今天仍然萦绕在人们眼前。 她所牵涉的问题,则在更大范围里制造着惋惜、同情、抱怨和恐惧。 金燕静一案的东窗事发,是在1991年6月。 在此之前,她领导的信通是中关村第一代企业中的佼佼者,而她本人也有一连串耀眼的头衔。


她是北京市劳动模范,还是全国三八红旗手。 在民间口碑中,公司位在两通两海,而官方给予的称号则是中关村优秀新技术企业。 应当说,金燕静能够得到这一切,并非侥幸。 她拥有创业者的天赋。 每当行动起来时,这女人看上去更像一个男人。

她的身材比一般人更高更宽,做事果断,说话嗓门极高,旁若无人,脾气暴戾,对于她不喜欢的人和事决不容情。 熟悉她的人说,她在公司里一手遮天,威风凛凛,令她的手下敬畏有加,只要她一跨入公司的大门,全体员工都要马上站起来,垂手肃立以示敬意。

这是在她身陷囹圄之后的描述,不免带着贬意。 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中关村早期的那些成名男人大都对她另眼相看,她越是强悍和独树一帜,他们就越是对她钦佩。


这大概就是她能够在这个男人世界里出人头地的秘密。 自从她在白颐路上销声匿迹,那些男人就常常感叹,中关村再也没有这样的女人了。在这样一个人物的领导之下,信通蒸蒸日上,到1988年秋天,无论名声还是实际财力,都已达到高峰。

原因在于它与一家美国公司达成协议,联合生产286微机。 这桩生意随后又以国家教育委员会名义,获得世界银行贷款。 于是信通成了全中国的一大新闻。 新创刊的《计算机世界》还把它的成就列为那一年中国计算机界的十件大事之一。 这个秋天当然也是属于金燕静的,她成为首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的金奖获得者,与她并列的获奖者有王洪德、万润南和陈庆振。


她就像个明星一样走在***台上,身后还有一群记者紧追不舍,而柳传志和他的联想那时候还什么也不是。
可是做明星和做事情毕竟不是一回事。 一个人一旦成名,既会因名取利,也会为名所累,耽于做事,长于逐名,乃至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可叹金燕静虽然聪明,却又不能免俗。 她的名声一路走高,直至1990年代表中关村出席在日本举行的高技术企业家研讨会,但也就在这时,后院着火了。
根据后来一个查账小组留下的会计账目,信通当时自有资金为1408万元,而银行贷款却有3047万元,还有至少165万美元贷款进了香港信通公司账号,不在此列。

这种依靠银行贷款维系收支、越滚越大、以至资不抵债的情况,正是中国大多数企业的真实写照。


问题在于,一个公司在获得了自己渴望的高速成长之后,它的欲望不仅不会得到满足,还常常由于公司领导人的野心、舆论的吹嘘和政府怂恿,无限制地自我膨胀,致使公司力不从心。 这又是大多数中国企业的通病。 就在信通大红大紫、万众瞩目之时,它的库存商品也开始增加,到1990年已累积1767万元。

电子产品一经滞销,那就必须大幅减价直到成本之下,才能出清。 公司遇到的这一问题,令久已存在的财务危机终于爆发,乃至不能偿付银行贷款本息。
金燕静历经多年风雨,深知政治攻击不能摧毁她的公司,但是经济危机却有可能带来致命伤害。 接近她的人回忆说,她那时候情绪焦躁,一会儿若有所思,一会儿心急火燎。


公司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然而昔日功名又促使她不得不煞费苦心地维持颜面。 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公司的运转,希望能够度过难关。 这是对的,她的错误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她选择了见效最快,但却最危险的伎俩--走私。

她的好友陈庆振很多年后说过一句话:她太要强了!她没有别的办法啊!这是为她开脱,但却不无根据。
信通的走私开始于这年9月。 由于在公司中的绝对权威,更由于在铤而走险方面的天分无人质疑,金燕静扮演了总指挥的角色。 在最初的走私获得成功之后,她决定变本加厉。 根据后来检察官的调查,她在这时成立经营部,任命一个名叫高健宇的副总经理直接指挥,实际上专门从事走私活动。


这高健宇原本是个无法无天、利欲熏心之徒,一朝获得老板信任,大权在手,立即成为信通走私的关键人物。 他使用公司营业执照、银行账户和销售****,但却单独设立一本秘密账目。
法院庭审确定的事实记录表明,走私过程并不复杂,而且赤裸裸地不加掩饰。

信通与一个名叫王锡康的香港商人沆瀣一气,借助后者与内蒙古呼和浩特电子设备厂签订进口打字机壳的合同,并弄到政府批文,接着在香港购买大批微机、打印机和B超机。 经由天津海关转关提货之时,将这一大串集装箱全部运到北京信通公司仓库,擅自启封,把货物取出之后再行装入打印机壳和计算机键盘,按照报关数量重新包装贴封,运往呼和浩特,按照进口批文以打字机壳报关。

其走私入境的货物,在经过一系列假账、假****和假****的过程之后进入仓库,再经经营部以高价售出。 至少有两个海关官员加入密谋,里应外合,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把这个过程重复12次,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


风声逐渐走漏,在公司内部辗转传递。 金燕静以为员工全在她的掌控之中,并不在意,从来不曾想过她在公司里的专横早已遭人嫉恨,其中有人抓住机会暗中举报。 海关缉私处于是将计就计,暗中设防。
1991年6月14日,满载走私货物的集装箱卡车离开天津海关,浩浩荡荡开进中关村,直奔信通。

就在一大帮人搬上搬下时,警察一拥而上,人赃俱获,当场扣押赃物价值2843万元。 警察面对堆积如山、花花绿绿的包装箱子又惊又喜。

他们发现自己查获了全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走私案。 然而大头还在后面,随着调查迅速展开,信通的走私规模总计已有7269.5万元。
听说警察正在四处搜捕嫌犯,信通乱成一团,高健宇畏罪逃离,金燕静首当其冲。

6月26日,她在中关村80号楼102号她的家中被警察带走。 警车沿着白颐路呼啸而去。 老实说,对于中关村,这有杀一儆百的作用。 这一代企业家由于经济上的成功,正在春风得意。 最近两年,更因政治风浪也奈何他们不得而头脑发昏,以为自己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因此无法痛快地接受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不免兔死狐悲。


之所以兔死狐悲,有个理由。 在中关村的商家看来,走私并不是令人讨厌的事,甚至被当做对于外贸管制制度的一种痛快淋漓的报复行为。

如前所述,那时候政府对于进口商品,除了设置高额关税,还构筑诸多非关税壁垒,比如进口许可证和外汇管理条例。 中关村的企业多为民间自发形成,产销不在政府计划之列,自然无从经由合法渠道获得批文,所以只好另辟蹊径,甚至采用非法手段,进口他们需要的电子产品。

1990年中关村经营电子产品的企业已经超过千家,几乎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与走私者打交道。 他们要么是躲避进口许可证,要么是偷逃海关税款,更多的时候是两者兼有海关对中关村31家企业的一项调查认定,1991年的10个月里,它们共销售计算机2573台、打印机5715台、空调器850台。

这些货物都没有合法的进口手续(进口许可证和整机纳税单证),而且进货价一般都低于正常进货价的20%至40%。 该调查还指出,它们的进货渠道基本上是广东的深圳和东莞。 。 我们根据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可以知道,当时中关村的那些最著名的企业,大都曾因涉嫌走私遭到警方调查。


在金燕静案发之前,柳传志和他的联想也差一点遭遇和金燕静一样的下场我在《联想风云》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联想涉嫌走私的经过。 此处不再赘述。

。 正因此,中关村一直流行着走私难免的说法,比如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就曾说过,他们是叫社会环境逼出来的。 那些最极端的走私难免论者甚至认为,如果有谁想要独善其身,保持清白,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关于这个问题,本书作者曾就柳传志涉嫌走私一事直接询问周光召,以下是当时的对话:
周光召:我们当然也批评了他,不过我们觉得有很多社会的原因,不能完全怪他。

如果他当时不这样做,没法跟人家竞争,所以我们的态度说坚决保护他,另外告诉他,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凌志军:你的意思是,他做的有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是为了企业?
周光召:对。 也是逼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叫社会环境逼出来的。

比如说你当时不送礼的话你过不去,比如说海关什么的,就是完全不允许他们进口。 至少我们做试验来讲,也不能这样子。 所以,中国高科技发展,我越来越知道它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这样看来,柳传志得到了他的上级的理解,并且被坚决保护起来,而金燕静却没有那么幸运。 部分原因是她的行为过于张扬,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为所欲为,这就不仅是个被逼出来的问题,而且还叫地方官员难堪。 段永基后来如此评说这件事情:走私还敢明目张胆啊?也就是她敢吧!

这不是欺负中国海关无人吗?这话过于直白,但却道出要害。 官员有时候义愤填膺,不是因为是非,而是因为脸面无光。 当时我们国家沿海一线走私横行,公司、个人、地方政府,纷纷卷入其中。

局面如此混乱失控,让中央政府极为震怒,这时候出来一个金燕静,正好杀一儆百。 这一点我们从***的高级官员对这一案件的严厉批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除此之外,聪明的看客还能想到,1991年的政治形势对金燕静不利。

也真该让她倒霉,这年夏天,就在金燕静东窗事发之后不久,苏联发生了8o19事件,这在北京引起连锁反应。 反对和平演变的教育被当做党的既定日程贯彻下来,任何人都不能躲避,就连胡昭广也不敢搪塞。 而金燕静一案,在那些保守主义者看来,正是和平演变的有力证明。

两年来他们发起种种政治性质的攻击,终究还是不能点燃阶级斗争的大火,但是如果谁家后院先烧起来,它却足以火上浇油。
中关村的舆论从一开始就把金燕静看作改革的牺牲者。

有些传言把她描述成一个代人受过的角色。 检察官举证说,那些走私交易清单上都盖有她的****。 有人就说,那不过是个公司法人章,从一开始就不是由她亲自保管有些人当时为金燕静打抱不平,好多年后他们和本书作者谈及此事时,还是不改初衷。

其中有:
陈庆振:改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原来的法规条例进行突破,对不对?突破什么呢?就是违规。 你如果是完全按照过去的条条框框,你不敢越雷池一步,那肯定什么也做不成。
胡昭广:海关只不过是想要敲山震虎。

这个东西是市场经济跟计划经济的碰撞。 她没进口批文,可是她要发展高科技。 你让她怎么办?
沈仁道:企业肯定同情她。 政府有一批干部也是同情。 我作为区里主要领导,有一次想打听一下金燕静被关在哪。 那个人都不肯说。 他们认为让区政府处理的话,可能就大事化小了。

应当说确实有这个可能,因为区委区政府对他们的处境更理解。
邵干坤:我知道她个人没贪污。 她就是为了企业。 这个人有能力的,有魄力,有头脑。
柳传志:这样干是不是走私呢,是走私。 可是老实说,当时整个国家是走私风行,都在买卖批文,买卖外汇,他们都没事。

你是想抓谁抓谁,想打谁打谁,这不就是民不举官不纠嘛!
曹友迅:你就没有给她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这不是替她辩护,是考虑实际的情况。 你不能让这些先行者违法是死,合法还是死。


纪世瀛:真正的罪人是改革的保守派。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时进口关税极高,批文垄断。 这种情况下,电子一条街上凡是从事电子技术的人,除了通过深圳和广东走私以外别无他法。

我毫不客气的说,正是这种有限度的走私行为,支持了中关村的发展。 我之所以敢说这句话,就是因为我没有干过这种事。 。 尽管这么多人打抱不平,金燕静已是罪证确凿,没有人能够公开袒护。 接下来的一个月,银行纷纷致函信通公司收缴贷款本息。

8月12日,公司董事会召开会议,把金燕静的总裁职务和法定代表人资格一并免去。 9月7日,试验区办公室发出通知,宣布自即日起,撤销北京信通集团公司试验区优秀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
金燕静是个天生的冒险家。 除了更加肆无忌惮、大张旗鼓,应当说她并不比无数逍遥法外的走私者更坏。 她在检察官面前一直坚持说,公司的走私情节都是下级人员所为,而她本人并不知情。

但是从她一贯的强势领导作风来看,她是不可能对属下失控的。 她的下级也不会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把她蒙在鼓里。 当时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出示的证据,也表明金燕静在说谎根据判决书的陈述,这些物证包括:企业合同、政府批文、介绍信、向海关人员行贿的报销单据、库房发货清单、假****、调汇账目、照片、货物记账单、进口报关单、警察查扣的走私货物现场照片、购入商品清单、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海关笔录、汇款单、传真、董事会纪要、金燕静的日记信函,以及至少35个证人的证言。

。 这检察官名叫李天裕,一向有铁骨柔情的美誉,不过他在金燕静一案中表现出来的只有铁面无私,这让金燕静再也无法辩白。 到了1992年1月19日,区委***沈仁道终于承认金燕静的案子再也没有回旋余地,只好批准属下清理金燕静还有什么荣誉称号,如有,按程序办撤销手续。


金燕静和她的公司就这样失去往日的一切辉煌。
中关村因此一案在道德和法律方面蒙羞,甚至还牵涉到政治的清白,这让政府极为尴尬。 有消息说,海关缉私处的调查已经扩展到更大范围,至少又抓到四通公司、东方科仪公司和高立电脑软件公司的三桩案件。

这让当地气氛更加紧张。 官员们深知中关村很多企业屁股上都不干净,倘若穷追不舍,就有可能让一个信通的悲剧变成整个中关村的悲剧。 用当时海淀区委***沈仁道的话来说,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
不安的气氛很快逼近台基厂大街一号,于是导致北京市委的一次意味深长的会议。

会议在北京市委大楼225会议室召开,时在1992年1月10日。 ******一定是觉得事关重大,所以亲自主持。 我们在当时的会议记录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官员们是如何寻找理由为中关村开脱,并且以市委法纪联席会第39次会议的名义发布决定:
试验区的工作带有试验的性质。

这是改革的试验,也是法规的试验。 不能把用于管理特区的办法不加区别地完全照搬到试验区来。 对试验区的创业不能不管,但也不能管得太死,检查要适度。

要研究新的办法,既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又保证它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
对当前试验区出现的国内买断等问题,要具体分析,划清界限:对国内配套无法解决、需要购置进口关键零部件用于开发企业自己的高科技产品,采取国内买断的做法,不能作为违规问题对待;对有意购买走私物品直接用于倒卖的,要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严肃查处国内买断是当时国内企业与走私者串联起来的一种方式。

意思是,走私者负责将货物偷运入关,而国内的公司则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全部买断。 这样,走私者不必承担国内销赃的风险,而国内的买家不必直接参与走私。 。
为了更好地搞好开发试验区的工作,有利于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会议决定:目前在试验区进行检查的一些行政执法部门,要从企业中先撤出来,集中后,由海淀区领导尽快向检查组和各检查组上级主管领导,介绍情况,讨论研究适应试验区的执法执纪的政策性问题,提出初步意见,报市政府。


决定下达海关方面,立竿见影。 2月26日,海关副关长王均银为此写了一信给北京市的两位副***。 信里报告,海关已按预定安排撤回试验区的调查组。 对于正在调查的三起案件,王均银认定并不属于国内买断,而与纯粹的走私行为无异。

尽管如此,海关还是决定网开一面,对高立公司涉嫌的100多台微机,我关已启封让其销售,责成高立公司向委托人追索合法进口手续;对四通公司,我关又派人南下,尽快查出;东方科仪公司我关仅扣三台残缺微机,正常立案追查。 从这封信里还可以看出,海关官员的心情相当矛盾:我们认为建立试验区的决策是正确的,实践证明试验区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

为保证试验区的健康发展,有如下几点建议:1,对于试验区的实际困难应由国家从宏观政策上给予解决,确应支持的从政策上给以放宽,开正路。 2,由市政府与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商讨试验区的有关政策界限,以使具体执法部门便于执法。


中关村通过政府文件、会议和小道传言,让人知道金燕静已无可救药。 同时见好就收,宣布另外一个消息:海关不再继续追究国内买断问题。 这是我们可以查阅到的、由政府决议来拐弯抹角地宽容走私行为的典型证据。

白颐路上的公司放下心来,但是混乱依然不能幸免。 中关村积累起来的问题是复杂的,已经深深地根植在开拓时代的企业中,而且企业越大越是出名,问题也就越是严重,直至发展成为尖锐的冲突,其中关键仍然在于国内买断。


我们此前已经叙述那桩1364万元的买卖令陈春先的华夏公司陷入一场官司。 现在来说后面的故事。 事情的表面看上去是一桩合同纠纷。 中科院的器材供应站向华夏订购100套微机。 等到华夏把全部货物准备齐全,供应站却坚持取消合同,其理由是这批产品的质量存在诸多问题。


陶勇核心提示:最近两天,沉渣泛起,网上出现一阵喧嚣声,有人鼓捣三尺不烂之舌对一些既往旧事再次妖言惑众。那么,我们就让真相大白天下,这里我们奉上一些从未面世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充分说明柳传志是怎样暗箱操作上市、挪用公款给港商,又怎样谋划陷害孙宏斌入狱等等。

联想30年 “倪柳之争”真相大还原(上)


长期以来,由于柳传志利用广告发布权操控媒体的宣传,使当年的“倪柳之争”蒙上一层雾霾。“倪柳之争”的真相是,作为联想集团企业董事的倪光南发现大笔公款被挪用,按组织程序给董事长反映。

联想30年 “倪柳之争”真相大还原(上)

之后,一场纷争产生,最后,倪光南被邪恶势力逐出联想。
“我第一次接触香港联想的上市文件是1993年10月8日的招股书第三版(文件上重要数字都打着***号)。

联想30年 “倪柳之争”真相大还原(上)

而我知道中科院有位副院长当时因享受这一‘待遇’而拒绝在联想上市文件上签字,后来,柳传志拿着中科院院长的签条找到那位副院长,他才签字。”倪光南如是说。
本文最后附上1993年北京联想总裁室会议记要,中行贷款与柳传志主持的联想财务会议记要,香港联想上市招股书,八院士给中科院领导的信及中科院的答复,2000年的**意见及中科院的答复,联想董事会99年8月解聘倪光南的决定,表明曾茂朝、倪光南二人事先并不知道私下贷款给港商的证明等等材料。

联想30年 “倪柳之争”真相大还原(上)

联想30年 “倪柳之争”真相大还原(上)


2014年7月中旬之末,注定是躁动不安的日子。
2014年7月17日,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警报:超级强台风“威马逊”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袭来。18日,“威马逊”登陆中国南方地区,肆虐海口,风魔过后,一片狼藉……
在中国北方,帝都的两家媒体——腾讯财经频道与《绿公司》杂志也热热闹闹地演绎了一出“二人转”:有道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联想30年 “倪柳之争”真相大还原(上)

”尤其是《绿公司》杂志粉墨登场后,留下的一阵鼓噪与喧嚣……
“倪柳之争”真相遭演绎
2014年7月17日,腾讯财经频道《抉择》推出第一集视频节目:“‘教父’柳传志的艰难抉择——联想30年,不得不说的往事”。

联想30年 “倪柳之争”真相大还原(上)


在腾讯财经采访中,柳传志侃侃而谈,把“1994年”定义为自己三十年间最艰难的时刻。而屏幕上伴随的是一行行字幕:“1994年前后,曾做出巨大贡献,担任联想总工程师的倪光南决心创造新的技术制高点,试图寻求芯片技术上的突破。

联想30年 “倪柳之争”真相大还原(上)

而已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年的柳传志则反对过多投入,他希望在电脑组装生产线上‘赌一把’。倪柳关系迅速恶化。” ……
2014年7月18日,《绿公司》杂志推出第二十五期封面故事:《重生,一九九四》。
在第二篇《噪动的青春》中,开篇引用英国著名诗人珀西?比希?雪莱的经典名句:“浅水是喧哗的,深水是沉默的。

联想30年 “倪柳之争”真相大还原(上)

”然后,有几段关于“倪柳之争”的演绎文字:
“一九九四年,是柳传志的‘关键时刻’,有两个严峻的坎在等着50岁的他。”
“第二个是‘路线坎’。联想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柳倪之争’,这一分歧后来被这样总结:柳传志的路线是贸工技,贸易优先;倪光南的路线是技工贸,技术优先。

联想30年 “倪柳之争”真相大还原(上)

路线之争后来升级为意气之争,有人匿名检举揭发柳传志,理由很吓人:在与香港公司的合作中涉嫌侵吞国有资产。”
“回望来路,柳传志甚至把联想的一九九四年与中国的一九七六年相提并论。他认为,对于自己和这个国家而言,一九七六年是绝处逢生;而一九九四年的峰回路转,是自己人生的重要时刻。

没有一九七六年,就没有联想成功的外部环境;没有一九九四年,联想就不可能成为一种历史存在。”
“创业整整十年的联想,在那一年,面临的‘青春期烦恼’远不止这。在整个九十年代,柳传志把十余个年轻人送进了监狱,其中就有孙宏斌。监狱出来后,孙宏斌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和柳传志握手言和。

孙妻听说他与柳传志聚会后,眼泪禁不住默默地往下流,说你忘了受的苦吗?孙什么也不说,只是沉默。一九九四年,孙宏斌创办顺驰,向联想借款,柳传志当即借出50万元。”
……
这里笔者需要指出,“倪柳之争”并非“技术路线”之争,更无《绿公司》杂志声称的“有人匿名告状”——事实上,倪光南先生光明磊落,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程序规定进行“告状”,因此从来都是采用实名、注明单位、职务、地址等身份信息。


《绿公司》杂志之所以信口雌黄,事出有因——这份杂志由中国企业家级俱乐部主办——柳传志为该俱乐部理事:
《绿公司》杂志罔顾事实、混淆视听、欺骗公众,置公信力于不顾,已经沦落到职业道德底线之下。

为此,需要正本清源、还原争相。
下面,笔者披露大量相关事实、文件让读者鉴别真伪;也欢迎《绿公司》杂志与柳传志本人对我披露的材料评头论足、一辩真伪!
552.58万美元哪里去啦?
对于柳传志来说,“浅水是喧哗的”;而对倪光南而言,“深水是沉默的”。


当年,顾忌到联想以及中国大陆企业的国际形象,为了避免联想及中国大陆企业在香港上市受到负面影响,倪光南拒绝记者采访,没有向社会公众披露“倪柳之争”个中详情。

反倒是联想(柳传志)向媒体公开“倪柳之争”的有关“事实”,利用媒体大造声势。从此以后,春风得意的柳氏洋洋自得、狂领风骚,长期以来高调登场出尽风头,以中国“IT叫呼”之噱头天下招摇。


目前,坊间流传的“倪柳之争”版本均来自始作俑者柳传志。
倪光南在被免职后,仍顾全大局,没有向来采访免职内情的北京青年报记者透露一点事实,只是说等到有一天时候合适了再披露详情。于是,倪光南为《北京青年报》记者写了一篇文章《中国软件十年后是世界佼佼者吗》(发表于1995年7月5日):
那么,时值今天,是什么让柳传志三十年还不能把“倪柳之争”坦然淡化?是做贼心虚?是良心不安?还是国家反腐局势带来的压力让他难以释然?
俗话说:“纸包不住火”!

让一切昭然若揭、所有事实都呈现在阳光之下,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将丑态毕露!
“所谓‘倪柳之争’一开始就是柳传志制造的掩饰真相的谎言,接下来他就得不停地用一个谎言去遮盖另一个谎言,于是,就产生了一连串的谎言。

”冉志江是我国最为资深、著名的法律工作者、律师之一,也是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之一。前不久,他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针对中国现代科技史上著名的“倪柳之争”公案时,一针见血地做出精深评判。
“‘倪柳之争’的真相与实质是:作为联想集团企业董事的倪光南发现大笔公款被挪用,按组织程序给董事长反映,于是,一场纷争产生。

” 冉志江器宇轩昂、话音铿锵有力!
现在,让我们穿越到20多年前,近距离考察这场海内外瞩目的中国现代科技公案之来龙去脉。


1988年4月,北京联想集团、贸促会下属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技转公司)与港方导远公司(吕谭平等四人)成立合资公司——香港联想集团,股本90万港币,中方67%,港方33%。

依托技转公司的巨额贷款和北京联想在国内的保底市场、技术和商誉等等,并因北京联想在业务合作中对其实行让利,香港联想迅速发展。
1989年3月,香港联想推出联想286微机出口取得成功,此后微机板卡出口量大幅增长。


1992年10月15日,按照1994年1月15日发行的香港联想上市招股书,1992年10月15日北京联想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南明增资9890万港元(合1270万美元),港商增资10万港元。这时,香港联想股本金增至1亿1千万元。
同一天,南明与导远签订合同,借贷给港商552.

58万美元,借期两年,年利6%。但该合同没有说明借款用途,香港联想上市招股书上对此没有记载。
在采访中,倪光南告诉笔者:“我首次接触香港联想的上市文件是1993年10月中旬,马雪征叫我写上市公司执行董事的英文简历,这时,她给我1993年10月8日招股书第三版(这一文件上重要的数字都打着***号)。

而我知道中科院有位副院长当时也享受这一‘待遇’而拒绝在联想上市报告上签字,后来,柳传志拿着中科院院长的签条找到哪位副院长,他才签字。


1993年4月14日,中国银行批准给北京联想专项外汇低息贷款3000万美元,用以“进口有关元器件,生产微机板卡出口”,规定必须“专款专用,不能挪作它用”。

借款是一年期,以后每年北京联想都还旧贷款又续签新的借款合同。
几个有关上市的蹊跷会议
1993年6月14日柳传志主持召开北京联想总裁室会议,其中一个议题是讨论“香港联想情况”,但除了说要“加强对香港工作的支持”,“加强财务监控”以外,没有谈及香港联想上市的任何情况。

在香港联想上市前,北京联想的其他会议上也都没有讨论过香港联想上市问题。
1993年6月28日,柳传志背着北京联想董事会召开财务工作会议,将3000万美元专项贷款中的1270万元借给南明公司,再由南明公司将这1270万美元中的552.58万元借给导远,作为港商对香港联想的增资,这在招股书上没有任何记载。

1992年的增资扩股使香港联想股本金增至约11000万元,上市后原三家股东共持股4.848亿股,因此增资时的每股成本价约为0.23港元。
中国银行给北京联想的贷款文件和柳传志主持的联想财务会议记要,记载了贷款用于港商负债持股的做法。


1994年2月14日香港联想挂牌上市,总共发行6.75亿股,其中北京联想得到2.618亿股,港商得到2.08亿股,技转公司实投股本金和港商相同仅得0.15亿股。

上市后的股份比例中方从67%变为40%左右。上市发行价1.33元,由于超额认购达405倍,北京联想员工和其他股民买股票的成本价约为2.2元。上市当天股价升至2.2元。
倪光南发现港商负债持股552万美元
上市后倪光南通过调查发现了柳传志给港商负债持股552万美元的问题,从1994年上半年起即实名(从未匿名)向上级反映。


1995年6月30日倪光南被免职,中科院一个局长宣读中科院调查组“关于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岐的情况通报”,称“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倪光南同志所提的意见,大部都没有确切的根据,与事实不符”。

此后倪光南实名继续向上级领导反映,并一直呼吁及时追回非法给港商的贷款,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1995年7月3日联想报关于免除倪光南职务的报道:
在“国退民进”后,吕谭平等变成与北京联想并起并坐的大股东,香港联想破天荒地连续二年(1995年4月—1997年3月)出现巨额亏损,合计达二亿五千万港元,1996年公司财务无法周转,靠国家巨额贷款渡过难关,港商未出一分钱支持,未承担任何风险。


由于香港联想的“AST总代理”业务因北京联想销售自有品牌PC而衰落,海外板卡业务因连续二年亏损而大伤元气,香港联想已无从恢复嬴利能力,变成“鸡肋”,1996年8月16日股票最低曾降到0.29港元。


由于杨元庆领导联想微机取得了亚洲第一的业绩,再加上当时股市大势有利,北京联想具有极好的上市前景。但柳传志不采用北京联想单独上市,也不买壳上市,而是在港商负债持股的情况下,决定将北京联想注入香港联想,实行“整合”。


倪光南闻讯后实名向上级反映,希望立即纠正因“负债持股”造成港商侵占大量国有股的情况,认为“匆忙地再向香港联想注入巨资,势必造成国有资产的继续流失”。
1997年北京联想注入香港联想实行整合后,股价不断上升,2000年3月6日最高价曾升至70港元。

由于港方已退出香港联想,可自由买卖股票,离开联想时,港方按每股1.33元抵债,化了0.32亿股,最后净剩1.76亿股(香港联想股票一分四后,相当于7.04亿股),所以这些股票套现后有可能得近百亿元港币。


2001年,方舟科技生产出第一块“中国芯”(商业化的嵌入式芯片),名噪一时。国家科技投资也相继滚滚而来。令公众惊讶的是,方舟科技董事长兼总裁李德磊被人披露公开宣称做嵌入式芯片没有市场,搁置了承接的科技部“863”(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中国科技界著名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对此愤愤然:“‘863’项目不能说不做就不做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这是第一次。”

方舟事件调查:倪光南主动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在业界不解之时,方舟科技的方舟大厦却在拔地而起,这引起科技部的警惕。据报载,科技部已经着手开始对方舟是否挪用资金进行调查。“方舟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完,李德磊不管吃进多少最后都要吐出来”。一位863专家十分愤慨,他认为国家为这个项目配套投入那么多,说不做就不做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方舟事件调查:倪光南主动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受此事牵连,直呼看错了李德磊的倪光南为此深深自责,主动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自“方舟1号”开始,媒体和业界已经赋予了李德磊太多的角色:有人称他为爱国学者;有人说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商人;当然,还有人直指其为投机者。那么,李德磊有着怎样的个人历程?方舟科技又是怎么来的?

IT时代周刊本期封面报道--方舟事件调查

“李德磊相当聪明。认识他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个事我才算认识他。”倪光南后悔晚了,李德磊现在已经不把他放在眼里。

一位接近李德磊的人说,方舟科技没有挪用科研资金,不过是倪光南和李德磊的个人恩怨。李德磊和倪光南渊源深厚,甚至传言倪光南去加拿大做访问学者都是李牵的线。

1977年年中,李德磊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后赴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读博。

1981年,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NRC)工作,认识了与NRC有合作关系的阿尔伯特大学戴维斯教授。1983年,戴维斯请前者到该校访问。在这里,倪见到了正在读书的李德磊夫妇。不过从此以后,倪李两人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直到后来李德磊到摩托罗拉工作,回中国的机会多了,和倪光南的联系也多了起来。

在阿尔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李德磊去了加拿大约克(York)大学担任终身教授。同期,方舟公司历史上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胡铭曾,从李德磊的母校——哈工大来到约克大学做访问学者。1995年,李德磊加入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担任体系结构设计师。方舟的故事从此正式开始。

直到目前还很少有人了解李德磊的发家史。

同为哈工大校友的李德磊和胡铭曾早期开始接手做摩托罗拉的外包项目,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一个正式公司。随着业务的增长,1997年1月8日,方舟科技的前身百拓立克公司(以下简称BBT)在京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这个主要靠李德磊介绍外包业务,并为他实际控制的BBT公司,法人代表是胡铭曾(当时为哈工大计算机学院教授)。

根据公开资料,李德磊最初在BBT不占有丝毫股份,而胡铭曾占30%股份,赵建勋出资40万占股40%,李德磊的亲戚李洪泽占30%。让人诧异的是,李洪泽竟然是替BBT公司晚上守夜的“火头僧”(BBT内部员工对李的私下称谓)。

1997年,离开摩托罗拉的李德磊加入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与此相对应,BBT承接的外包业务也从摩托罗拉转向后者,主要做基于日立芯片的相关业务。同年底,即将从中科院计算所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学生刘强踌躇满志,受李德磊拉拢进入BBT公司,并作为公司主管研发的副总裁开始招兵买马。

既然BBT的业务主要围绕李德磊展开,他为什么不出面担当公司法人?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人最忌讳把公司内部员工把负责项目承包给与自己有关系的公司,因此李德磊不敢越界。

纸包不住火,日立公司日本总部最终发现其中的猫腻,停止了外包项目。不过还有一种版本的说法,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和总部对外包有不同意见而终止了这个项目。

虽然如此,包括对李德磊很有意见的人都认为,那个时候国内在研发芯片领域一片空白,BBT磨练了一支做CPU的技术队伍,为国产CPU打下了实力功不可没。

第二章:不可不提的倪光南 李德磊一朝人贵

方舟科技的曾经风光,与倪光南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倪光南,就没有了方舟科技的中国第一芯的神话,也不会有后来的方舟闹剧。

1999年,失去日立项目的BBT公司面临解散,李德磊离开日立(美国)回到中国直接出面收拾残局。2000年3月8日,李在原公司基础上重新成立了北京中芯微系统技术***(以下简称“中芯微”)。趁此机会,他一方面削弱老股东赵建勋的股份和剥离李洪泽的股份,一方面把弟弟李德晶、弟媳张雅军安插到董事会,并让后两人各持35%的股份。胡铭曾保留了原先的30%股份,仍作为新公司法人代表。

“原BBT公司的芯片技术团队培养起来不容易,就这么散了实在让人心疼”。一筹莫展的李德磊想到了倪光南。这个时候的倪刚刚从联想退了出来,鼓着劲要做中国自主的操作系统和芯片。当时的背景是,中国产业界一直为没有自主操作系统和芯片耿耿于怀。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就曾说,“中国信息产业缺芯少魂”。其中的芯是指芯片,魂则是指操作系统。

后来,一位曾追随倪光南的业界人士对此唏嘘不已,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他固执的坚持中国非要自己做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不如倪光南能够深刻体会中国IT产业任人宰割的滋味。

但是中国立刻研发高性能的CPU芯片技术难度大,市场推广难度更大,如果转做嵌入式芯片加上Linux操作系统,难度低了很多,倪光南认为这或许就是一个推动产业起跑的契机,契机的载体就是NC。

中芯微的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睛一亮,他仿佛感觉“中国芯”的梦想或许能在他们身上实现了。经过考察,倪认为这个队伍基本具备自主研发嵌入式CPU的技术能力。倪光南开始把自主创新的热情放在了中芯微,并协助后者寻找风险投资。这时已是1999年9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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